去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近期全文发表。这是中国文学艺术界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在谈到文艺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时,他说,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染了铜臭气。他强调,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无疑既切中文艺创作之时弊,又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的方向。鉴古知今,察往思来,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甘当市场奴隶、沾染了铜臭气的作家,中国古代就有,明末清初著名的小说戏剧作家李渔(1611—1680年),无疑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位。他的通俗文学创作,为当下那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偏离文艺创作正确导向的作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镜鉴。剖析李渔基本被市场所主导的创作心态,对当今文艺工作者全面、科学地认识并实践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大有裨益。

　　诚然,作为富有实践经验的戏剧作家,李渔的《闲情偶寄·词曲部》是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上的集大成之作,他的小说戏剧作品如　《无声戏》、《十二楼》、《笠翁十种曲》　在中国古代小说戏剧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无可否认,从总体看,李渔从事小说戏剧创作,首先考虑的就是自觉地迎合市场,即为市场而写作,由此卖钱、谋生。

　　李渔曾十分明确地道出他从事通俗文学创作的目的。其　《曲部誓词》云:“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著书。”黄鹤山农在李渔的传奇《玉搔头序》　中也说李渔家道中落后,“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李渔在顺治七年(1650年)前后从兰溪移居杭州,过着卖文为生的日子;除写作、编纂大量诗文外,他的诸多小说戏剧作品,也均完成于杭州。为糊口而写作,确乎是李渔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戏剧创作最为突出的特点。

　　李渔既将其通俗文学创作定位为“砚田糊口”,他就倾心关注其作品的读者市场或者说观众市场(对戏剧演出而言)是否广大。他深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在《序》中就大肆鼓吹通俗文学创作要“从时好”、“从时尚”,其传奇《风筝误》全剧下场诗更是亮出了“一夫不笑是吾忧”这样用今天的话来说近乎是“娱乐至死”的娱乐主义的戏剧创作主张。李渔曾将小说看成是“无声戏”,因此,此种主张,其实也成为其小说创作努力的方向。

　　李渔此种通俗文学创作之定位与心态,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小说戏剧作品有如下重大弊端。

　　其一,远离时代,回避矛盾。李渔的小说戏剧当然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揭示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弊端,但从整体看,他竭力规避、淡化他那个时代严酷的社会生活及多方面深刻的社会矛盾。其传奇《意中缘》全剧下场诗有云:“从今懒听不平事,怕惹闲愁上笔锋。”这里一个“懒”字,一个“怕”字,境界全出,非常清晰地表明了李渔不敢直面时代、直面现实社会矛盾的创作心理。因此,李渔小说戏剧所写多为才子佳人与帝皇的风流韵事,多为市井风情喜剧,多为劝惩与娱乐的内容。在李渔看来,唯有这样写作,才会为诸多读者、观众所喜欢。诚然,李渔所处的时代清政府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高压政策,但一个真正有怀抱的作家,总会找到合适的写作方式,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真知灼见,对社会的批判精神。比李渔稍晚的蒲松龄与曹雪芹,他们所面临的政治气候同样严峻,却分别用写狐写鬼与“大旨谈情”的独特写作方式,写出了对当时社会的深刻批判,并分别登上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创作的高峰。李渔出于“砚田糊口”的创作目的与褊狭的娱乐主义创作追求,时代生活的主题离开他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