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法治不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还具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价值。理由在于，法治可以有效促进“尊重自治”与“互惠”的“人类善”（human good）。　

　　法律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对人类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许多人对法律有种朴素而美好的“道德直觉”，声称“法治”是值得追求的政治理想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对“法治”的推崇也如日中天。美国法理学家布赖恩·Z·塔玛纳哈（Brian Z. Tamanaha）描述说，“法治快速并引人注目地，上升为一种全球理想”。

　　不过，对于许多人而言，法治似乎成为了当代的某种“政治正确”，不能质疑也无需质疑。最为根本的问题，恰恰容易被他们忽略，究竟“法治”为何物，它到底具备哪些值得追求的价值？

　　法治探讨的起点：“内容”还是“形式”

　　面对法治问题，当代的法治理论家们的共识是，所谓“法律”指的是“人法”，因为法律由人制定和实施，可能好，也可能坏。这些法治理论家们，把对法律进行的“评价”称为“法治”。

　　然而，对于评价对象，法治理论家们产生了分歧。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评价应该针对“内容”（content）做出，另一种认为，评价应该仅针对“形式”（form）做出。

　　“内容评价”是指，评价一部法律，需要看法律的内容。如：法律的具体主张如何，为善还是为恶；法律的要求是否合理，哪些人可能从中得益，哪些人可能受损。

　　“形式评价”是指，评价一部法律，需要看法律是否具备某些形式上的要求。如：是否具有一般性；是否平等适用于每一个人；是否溯及既往；是否可被理解并且容易遵行，等等。

　　“法治”应仅是“形式评价”

　　“内容评价”认为，法律如果仅具备形式要求，还并不充分，法律应该充满正义，具有良善的道德内容与目标。表面看来，这样的追求具有吸引力，十分完美，但是，在我看来，“内容评价”却不是一种值得推崇的方式。

　　首先，当代社会是一个在价值上存在广泛分歧的多元社会。针对内容进行评价，会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在评价法律时各执一词。在对法律寻求评价的问题上，我们也很难建立基础，达成共识。

　　其次，我们有必要将“法治”（rule of law）与“良法之治”（rule of good law）区分开来。本质上，“内容评价”无异于是在讨论，什么是“良善”的法律。因此，有关法治的探讨，就会在不经意之间，转化为一整套完整的社会哲学讨论。“法治”这一术语，也会由此“缺少了任何有价值的功能”。

　　英国法理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曾在《法律的权威》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将二者进行有效区分，无异于在宣示“信仰法治就等于相信正义必胜”，那么法治这一概念也将丧失其应有的意义。

　　因此，在我看来，只有采纳“形式评价”，才能给予“法治”一个恰当的位置。法治不应与民主、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混淆。“法治”不能作为幕布，装饰或遮掩那些人们实际上意图讨论的问题与希望实现的目标。假如想要讨论社会正义问题，那么就应该直面社会正义问题；假如希望捍卫某项特定的个人权利，那么就应该直接讨论权利理论。

　　只有这样，法治才不会沦为一个空洞的词汇，它的价值也不会因此遭到消解。也只有如此，法治的价值才可能得到一个恰当的认识，不至于被过度夸大或过分缩小。

　　为何说“要法治而不是人治”

　　我们常说，“要法治而不是人治”。然而，当把法律置于动态的政治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律终究是“人法”， 它由人制定，由人实施。那么在这里，“法治”究竟是什么意思？

　　想象这样两幅图景。第一幅图景是，在政治生活当中，人们要服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统治，在这一统治中心变幻莫测的意志与偏好之下，人们进行活动。第二幅图景是，每个人都接受统治，但统治的来源不是一个人或特定的群体，而是一系列大家共享的规则——法律。

　　受制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统治，本质上就是“人治”。只有在政治生活中的所有人都接受法律的统治，才是“法治”。实行法治，才有可能减少或避免遭到某个最高意志的恣意摆布。

　　因此，“要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意思并不是说，在法律治理之下，不需要人的参与。相反，涉及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项活动，都需要人的参与。它的真实意思是，所有人都应接受法律而非任何其他意志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