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他，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后来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实现强国之梦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第一至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届和第六届政协常委。中国农村问题始终是他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梁漱溟的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1953年9月与毛泽东的公开争辩。这件事情当时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算是广为人知。一时间，诸如“犯颜直谏”“廷争面折”“为农夫代言”“不为强暴所屈”等等赞扬梁漱溟敢于犯上的铮铮风骨的舆论沸沸扬扬。实际上这些看法都是相当片面的。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一些人步其后尘，发表类似不负责任的言论和文章。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历史的真相，而且也可以说是对梁漱溟先生本人的不尊。下面就来还原一下这件事的历史本来面目。

　　梁漱溟不顾一切要证明自己“热烈拥护总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建设国家的热情。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同时，抗美援朝也告诉中国必须走富国强兵之路。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语）

　　后来广为人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当面激烈争辩，就发生在一次讨论总路线的会议上。这件事的全部经过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开始是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议。梁漱溟是列席者之一。9月8日，周恩来给会议作了关于总路线的报告。9月9日，梁漱溟在小组讨论中发言，表示赞同周恩来的讲话，并对如何贯彻好总路线提了几点建议。9月11日梁漱溟再次发言，话题仍然是如何贯彻好总路线，谈到了三点，最后一点是农民问题，他说：“有人说，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等等。9月12日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梁的发言，认为梁漱溟不同意总路线，拿农民问题说事。梁感到受到莫大的冤屈，当晚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表明他是拥护总路线的，希望有机会重复一次他的发言，以便了解他的“善意”。9月13日上午梁将信交给了毛，两人在晚上谈了约二十分钟的话，毛仍认为梁是反对总路线的，于是两人“言语间频频冲突”。梁漱溟继续向毛泽东要求安排他发言。于是，9月16日他在大会上发了言，重复了他在9月9日和9月11日的发言，“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见《梁漱溟问答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第114页，此书经梁漱溟亲自审定----笔者注）

　　9月17日，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第一次点了梁的名字，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说梁是一贯反动的。其间毛泽东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认为梁漱溟是反对总路线的。梁漱溟更感到了莫大的冤屈，决定要继续为自己辩护。9月18日开会，梁漱溟上台发言。他决定从历史说起，必须要有“充分说话的时间”。于是，他要求毛泽东给他“雅量”。结果两人又起冲突。这时，台下许多人反对梁漱溟的作法，要他下台。

　　“毛泽东没有叫我下台。他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我说：‘我刚才讲过了，希望主席给我充分时间。’毛主席又说：‘你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我一看表都三点过了好多了，便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结果会场大哗，几个与会的人上台发言批评梁漱溟。这时，“毛主席对会场的人说：‘让他再讲十分钟好不好？’”但是，梁漱溟不同意，仍然要求给他一个公平的待遇。接着会场又是大哗，“毛主席又对我说，梁先生，再讲十分钟好不好？我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讲不清楚。’”就这样形成了僵局。最后有人提出请会议主席付诸表决，到会者大部分不赞成梁漱溟讲下去，事情才结束。在表决前，毛泽东说会让梁漱溟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讲。会议主席在表决后也告诉梁漱溟将有机会到另外的会议上充分地去讲。梁漱溟后来是讲了，但还是“没有机会充分讲自己的意见，主要是听大家批判”。（引言均同上书 第117页、118页）

　　事后，梁漱溟在至亲好友的规劝帮助下，特别是在他的长子梁培宽的交心长谈后，醒悟反悔。他认识到自己的“倔强精神”和“骨气”都是错误的。他发现自己“敬爱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汉子，却一直怀疑或不同意它的行动路线”，以致造成了“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因此“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同时，也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说他是“以笔杀人”和“伪君子”。（ 引言均同上书 第120页至123页）

　　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请长假闭门思过。此后，梁漱溟仍然担任政协委员，参加国务活动和外出视察，例如1954年初参加宪法草案修改讨论等。但是，他再没有机会与毛泽东当面长谈。只是在集体活动中见到过毛泽东，在握手的时候寒暄几句。

　　梁漱溟对自己的错误做过多次检讨，他的态度完全是真诚的。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1977年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这里须提示一下，该文因未经毛泽东审阅，不属于正式文献，中央有关编辑部门已有说明，梁漱溟本人也对其中某些内容的真实性有所质疑。梁培恕回忆道，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父亲讲过毛泽东是怎么说的，也没有对此发表过什么辩白话。只是讲过他们当时的话都是气头上的话。1977年梁漱溟看完这篇文章后，给中央统战部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道：“由于我狂妄冒犯主席，无可原恕”（见《口述历史》 第73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