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的争议隐患是从甲午战争开始埋下的。

　　甲午战争使得日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赔偿，日本产业结构也因军工需求而发生深刻变化，这为其日后侵略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埋下了钓鱼岛争端的隐患。

　　国防战略的明显反差

　　日本全力发展海军，清朝当局国防战略的重点是防范俄国。

　　甲午国殇之酿成，用人不当，战术不当，官吏贪腐，军备松懈等原因，已有诸多大家进行过分析。但我认为，甲午国殇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决定的，一是直接原因，一是根本原因。

　　直接的原因是中日国防战略，存在明显反差。

　　日本战前强力发展海军。1868年7月14日，刚登基的明治天皇睦仁接到了一名军务官的奏折。奏折上写道：“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接此奏折，睦仁当即写下诏书：“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

　　中国情况如何？长期有一种观点认为，建设海军费用被挪用于为慈禧太后建颐和园。实际上这并非中国海军落后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甲午战前十年，清朝当局国防战略的重点是东北，即防范并非主要威胁的俄国，如1886年后，原本不多的三分之一海防经费被挪至东北，未能觉察早已觊觎中国的日本。一言以蔽之，海军发展迟滞，源于中国国防战略的失误。

　　甲午国殇的根本原因，实质上是工业国和农业国的较量。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三大方针”之一的殖产兴业，走上了近代工业化历程。中国当时也展开了洋务运动。但是，两者形式类似，实质迥异。就日本而言，“脱亚论”倡导者福泽谕吉提出：“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作为政府官僚的大隈重信亦有见于此，1880年提出了《出售为劝业而设置工厂之议》。翌年，明治政府根据上述建议，将大部分“国企”出售给三菱、三井、住友，安田财阀，使之迅速成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反观中国洋务运动，则一再强调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商一体难免权钱交易，是历史的惨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