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事实上不是一个中国占绝大多数的、在农村长大，以农村为题材为主修的这类作家，而是从小在城市长大。乡土按习惯来说，应该是乡村与土地，乡村与土地在欧美文学史、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直是作家们所依靠的、最主流的创作题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史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乡土是滋养一个作家最大的粮仓，从哪里出生的，然后以文字反哺。以一次无论是精神的还乡还是文字的还乡，来完成很多作家一生的创作。比如莫言，如果没有高密的东北乡，莫言还存在吗？贾平凹如果不写陕南地区，如果对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依赖，他存在吗？必须要重新认识乡土文学当中的乡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我比较倾向于把乡土文学中的乡完全改成故乡，而不是乡村。

　　在一个经常迁徙、生活动荡、人口流动频繁的社会，故乡、故土对每个人的意义其实会随着时间而流失，每个人都会位移，会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

　　在今天，如果你明明知道农耕文明的浪漫，恐怕并不能支撑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一条耕牛，一个老头，夕阳落山，所谓的传统的乡村的美学概念已经完全不能支撑一个人的身份，或者说不能支撑他所需要的文学的所有内容，所以必须要重新定位，重新思考很多东西。真正在乡村的人不考虑文学，还生活在乡村的那些留守的老人等，有多少人在乎、考虑故土问题、乡土问题呢？恰好是那些远离乡土的人、远离土地的人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值得考虑。

　　一方面我们允许、习惯于依赖乡村作为一种文学美学评判标准，我们仍然可以依靠这么一个可靠的写作资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写作资源，怎么在这个时代下对它作出新的思考。我的感觉是每个人对于乡土的概念其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回望的姿态，那个姿态有时候会爆发得非常煽情、非常浪漫，但对现在对很多人来说，乡土在生活当中其实已经不具备多少意义，每个人都是在抛开、逃离的过程中，90%的人都在逃离自己故乡的路上或者已经进入城市。

　　另外，现在的时代如果要让乡土这两个字在作家文学创作当中产生更大能量的话，不能直接把乡土的乡改为故乡的乡，因为事实上不是每个作家的生活跟乡村一定会产生关系，比如王安忆跟乡土有关系吗？但在乡土文学当中，把乡挪用为故乡，那上海的小街小巷，与一个人的成长轨迹，一下子就和王安忆产生关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写作几乎都有一片乡土，我倾向于用这样的概念和姿态来认定一个作家与乡土的关系，那就是我在哪儿，乡土就在哪儿。

　　我写了《罂粟之家》，写了《逃》《飞跃我的枫杨树故乡》，在创作这些小说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写我自己的少年生活、童年生活所留下的，它是一条街，我把它命名为香椿树街，也是一棵树。我有两棵树，一个是枫杨树，一个是香椿树，我就在这里面寻找故事，寻找我的小说，另外一方面回过头来看就是在寻找故乡，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的枫杨树乡村营造哪天就戛然而止了，为什么停止了，我突然之间就明白了，我没有必要非要急于认定一片土地属于我，而是我在哪，哪片土地都是我的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