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5年来，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实践哲学的研究热潮，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客观地说，当下的实践哲学研究尚处在开创阶段，其热闹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理论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学者对自己的实践哲学研究所处的逻辑层次不清楚，经常出现不同逻辑层次的概念或问题混用的情况；二是学者之间的不少争论未在同一个逻辑层次和理论平台上展开，同情的理解少，偏执的批判多；三是哲学界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实践哲学的完整理论框架，研究者各自从一个片面的角度或层面展开论说，坚持自己的一孔之见而否定其他的可能。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建立实践哲学研究之扎实的概念前提和自觉的方法论，笔者认为，必须认真面对、深刻理解以下三对必要区分。

　　经验的、道德的和本体的实践之分

　　实践的基本含义是行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实践这种行动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它自身就是目的而不指向自身之外的某一结果（因而实践不同于制作，制作指向活动自身之外的某种结果）；二是实践活动面对的对象是经验变动的材料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实体（因而实践必包含某种感性的特征，不同于纯粹的理论思辨）。虽然对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实践活动往往是整体的，它是人的身体、理性和精神共同参与的行动，但事实上，身体、理性和精神三者之间往往不一定协调，而且对一个单一的实践活动来说，往往偏重于某一方而遮蔽了其他两方。对人的实践行为的反思也是如此，不同的人在使用实践概念的时候往往强调点不同。有的人强调实践概念的身体维度，认为身体的行动是实践的主要成分，其他维度都要从属于这一成分。这种意义上的实践可以被称作经验的实践（通常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就是经验的实践的典型）。

　　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践不仅仅是身体的行动，它还包含而且主要是理性的行动，这里的理性主要指的是道德德性。在这种观点中也有所区分，一部分人强调普遍的道德命令对理性算计的绝对强制，这实际上是把个别和一般、特殊性和普遍性对立起来的独断的弥合，这一派以康德为代表。另一派认为理性算计的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和普遍的道德法则之间并不存在着截然的对立，个人的理性追求通过文化教养可以达到和普遍的法则之间的情感一致从而实现个别性和一般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有机沟通。这一派观点要么强调道德直觉，如休谟所做的那样；要么强调实践智慧，如亚里士多德所做的那样。但无论是康德的实践概念，还是休谟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都认为实践的主体不是身体，而是理性，特别是道德理性，因而我们可以把这种实践概念称作道德的实践（经验的实践处理的是人与物的关系，道德的实践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实践的主体更为重要的是精神和灵魂，因为只有精神和灵魂才追求幸福，才自知自己是否幸福，而所有的实践活动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赢获幸福。这个层次的行动与人的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相关，关涉人的存在的总体性和整体性。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层次的实践称作本体的实践（这种实践处理的是人与自我或者本体的关系）。黑格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实践概念属于这一层次。本体的实践概念内部也有所区分，其关键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精神是主观精神、客观精神还是绝对精神。海德格尔强调的实践主体是主观精神（即有着情绪的存在），伽达默尔强调的实践主体是客观精神（文本或者文化传统），黑格尔强调的实践主体则是绝对精神，它包容了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有一个更高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