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时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科学认识两者的关系，对于今天史学的发展、对于应该弘扬什么样的史学传统，无疑有着重大意义。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思想与社会存在关系的一种表现，而史学传统正是在这种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对史学、时代、史学传统作整体上的辩证认识，有助于揭示我国史学生成和发展的特点，有助于当今史学更好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时代孕育史学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史学是对客观存在历史的记录和解说。史书是史学家撰写的，但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孕育的。

　　《春秋》是我国古代的著名史书，它与时代是什么关系呢？孟子这样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在这里，“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可以说是《春秋》作的时代背景。西周至春秋时期，《诗》不仅与政事有关，而且是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以及诸侯国使者相互交往中传递思想的工具，是统治阶层人物不可缺少的修养，故有“《诗》以言志”的传统。正因为《诗》有如此重要的分量，在“《诗》亡”的时代背景下，孔子作《春秋》。《春秋》与时代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时代的变动及其特点，影响着一代代史学家，促使他们撰写出各具特色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记下父亲司马谈同他诀别时的遗言：“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表示一定实现父亲的遗愿。这番不朽的诀别对话，不仅反映出“汉兴，海内一统”的时代面貌对司马氏父子的深刻影响，而且兼及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背景。司马迁撰成《史记》一书，自有多方面原因，而“汉兴，海内一统”当是这一伟大著作产生的最重要条件。

　　同样的道理，从班固的《两都赋》中，人们可以看到西汉王朝的盛大气象以及东汉兴起后建武、永平间的“中兴之治”是如何激发起他写《汉书》时的那种虔诚和热情。再有，史学家们能够写出完全意义上的两晋史《晋书》，能够写出摒弃了以往南朝、北朝相互诋毁的新著《南史》《北史》，是因为唐王朝的盛大政治局面给史学家们提供了新的认识历史的基础。两宋的建立，先后都面临着尖锐的矛盾，统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多怀有深深的忧患意识。在北宋，史学家以唐为鉴的历史意识十分突出，《唐鉴》《唐史论断》《新唐书》等是这方面的几部代表作。在南宋，史学家们面对半壁江山，激发起撰写本朝史的强烈愿望，于是《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著作面世。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历史发生剧变，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孕育了《海国图志》及一系列边疆史地研究著作与外国史地研究著作，这是人们所熟悉的。

　　由此可知，史学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孕育的。认识时代对于史学的影响，是认识中国史学最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