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起，中国周边外交领域的反思和批评声音增多，同时中国周边外交也遭受到系列危机的挑战。这些反思和挑战，促使中国外交政策进一步加强对于一些非物质性目标的塑造。

　　中国政府新一届领导人在外交政策理念和实践上不断推陈出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诸如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义利观、“一带一路”等。如何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或新理念呢？其一是如何理解这种“特色”和“新”，其二是如何理解特色大国外交等新外交理念对于非物质性因素的着重强调。

　　有别于西方传统理念

　　既然我们讲中国的特色大国外交以及中国政府的外交新理念，那么，首要问题是，要了解“特色”、“新”是什么。主要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做解读。

　　其一是横向的比较，即相对于传统的（西方）大国外交，中国大国外交是创新的，比如新型大国关系、新型义利观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调的是“国强必霸”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强调的特色大国外交和新理念，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念而言的。具体来说，比如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想超越先前的霸权转移战争，超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从而建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而新型义利观就是坚持国际道义、事情的是非曲直决定中国的态度，中国实施更多的无条件援助等，也是针对西方的“旧”义利观而言的。

　　其二是纵向的比较，即相对于先前的中国外交（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外交理念等），中国外交的新特性包括更加奋发有为，更加注重外交中的非物质性因素。2013年10月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更加奋发有为”的外交理念。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外交政策或战略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先前的“韬光养晦”转为“奋发有为”。中国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等领域，都有新的外交政策文本和理念的阐述。在此意义上，我们讲中国外交的特色和新理念，就是针对先前的中国外交政策和理念而言。

　　总体来说，对于新理念和特色的判断如下：其一，既有针对西方的“新”，也有针对自己过去的“新”，而学术界所讨论的特色和新的特性，往往是有所侧重的。其二，延续中体现变化、革新。这是关于如何看待新理念与先前的政策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强烈认同新理念的正确性、适用性，而且进一步论证应该更加朝前走的观点，同时也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待，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理念的变化，其实是在延续中体现变化的。其三，是对于系列外交议题或范畴的平衡：大国—周边、经济—政治、实力—道义、物质—情感等。提出这一点的理由是，所谓的新理念，其实大部分都是过去的政策和理念中出现过或实施过的，只不过在不同时期突出的重点不同，强调的维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