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人深思的问题：作为“善”的民主为什么给很多国家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祉

　　现代性政治就是政治的人民性或者说民主性，“人民主权”理论的诞生是现代性政治的分水岭。相对于历史上的君主制和贵族制，民主制必然是“公共之善”。但是作为“善”的民主为什么给很多国家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祉？为什么“阿拉伯之春”最终演变为“阿拉伯之冬”？为什么乌克兰“民主派”催生了国家分裂和内战？其中固然有很多复杂的利益纠葛所导致的流血冲突，但流血冲突的根源何在？且不说各自的国情如何，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人对民主理论，具体而言就是本文要谈的民主模式的肤浅认识有关。世界政治的一个重大教训是，理论的大错误可以招致实践的大灾难。

　　在民主政治研究中，关于民主模式的论著很多，代表性的有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利普哈特关于36个西式民主国家的《民主的模式》，它的主题是因多数决民主的不足转而寻求“共识民主模式”。这其实就是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一个绝对性肯定，即自由主义民主是不容置疑不容讨论的，需要讨论的是这一理论下的做法而已。英国学者赫尔德的《民主的模式》，讲的是从古典民主到共和主义民主再到自由主义民主的演变，虽然每个“主义”之下也有民主做法或民主制度的讨论，比如自治、自由、选举、协商等，但看不出这些做法与其“主义”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要知道自由、自治、协商、分权等民主形式是许多国家都有的“原生态民主”，西方国家有，非洲和亚洲国家也有。和利普哈特一样，赫尔德事实上把自由主义民主当作终极形态。另外，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的民主理论，都是论证自由主义民主的逻辑自洽性或者说构成要素。那么问题就来了，在这些学者看来，世界只能有一种民主模式，那就是自由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代表着“历史的终结”。

　　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民主与其说是讲政治制度，不如说是讲作为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以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去框定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的。若是将自由主义民主强行移植到其他国家，作为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便产生了结构性冲突，外生性制度与内生性文化产生碰撞，灾难由此发生。尽管如此，民主依然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重要价值，人们依然要追求民主。而为了“善”不至于为“恶”，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民主模式或者说新的民主理论，必须超越自由主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