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事实上是从南宋定为“行在所” 以后发展起来的，所以南宋临安确实有必要从学术上进行高层次和深度的研究，显然更有价值。由于多次、多时在日本讲课， 笔者结识了彼方的不少东洋史学者， 其中有好几位是专门研究南宋临安史的。我很佩服他们，因为我感到他们的研究比我们深刻，不仅成果不少，而且学术性很强。

　　首先，他们很重视研究这座城市的基础工程， 花时间编制出《宋会要辑稿》、《宋史·食货志》等书的大部头《索引》。曾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的梅原郁，花多年时间钻研《梦粱录》， 最后把此书翻译成日语，加上大量的注释，装成三巨册出版。曾任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所长的斯波义信教授，为了研究宋都临安曾多次来到杭州考察。他在日本发表了《宋都临安的生态分区》长篇论文，附有多幅地图。其中文版在《历史地理》第一辑发表。此外，日本汉学家对南宋杭州研究的论文很多，无法一一列举。当时，我有一种不正确的想法：宋都临安在历史和地理上当然都是我们的，但在学术研究上却让他们领先了。

　　在看了徐吉军的《南宋都城临安》以后，我的想法顿时变了。最简单的表达是：宋都临安，在学术上我们也已经领先了。这部五十余万言的著作，确实把这座历史名都从政治、经济、文化， 直到西湖风景，一切的一切， 用我的本行话来说，“历史地理”，都写深了，写透了。随意用“人口” 作例子，历史城市人口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中既重要又困难的课题，对于宋都临安的人口，过去在许多文献（包括国外文献） 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1980 年代前后的国际首席汉学家施坚雅（G .W.Skinner） 也是我的好友，其代表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是用多种方法推算中国中世纪不少城市的人口的， 据他们推算，临安在其晚期，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施坚雅的这个论断，在国际上是颇负盛名的。但他并没有详细地列举其推算的依据，在这方面，《南宋都城临安》尽管在结论上与施坚雅没有多少差距， 但在资料的丰富和分析的审慎精密等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施坚雅。

　　（作者系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