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饮食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超越性，就是说，它超越本身，进入其他领域。先民不仅围绕着吃产生了许多奇思异想，并付诸生活实践，从而丰富其文化内涵，使人从中获得精神享受；这样，就往往能从吃出发，联想到许多问题，从饮食生活中获得灵感。我们传统思想许多来源于经验，又超越了经验，但又缺少理论逻辑，有人称之为“实践理性”也有一定道理。饮食经验是我们获得“实践理性”的重要源头之一。

　　把饮食与政治联系起来，在今人看来未免不可思议，其实，仅在五十余年前的旧政府的公文中还把负责行政的首脑职责称为“调和鼎鼐”。“鼎鼐”就是大大小小的菜锅；“调和鼎鼐”也就是调和锅子中菜肴的味道，使之适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而是作为一种思维定式顽强地表现在旧式高层的政治活动和一般的政治文化中。

　　饮食与政治的关系在周秦两汉时期尤其显得重要。周代、西汉都是中央王朝与封建诸侯并存的时期，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的朝觐会同都离不开宴享。周朝传统所谓“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享宴之礼，亲四方之宾客”（《周礼·大宗伯》）是周立国的重要方针。因此，饮食宴请成为当时政治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手段。

　　被厨师们奉为厨行祖师爷的是彭祖。彭祖，名铿，“善养性，能调鼎，进雉羹于尧”。此出于葛洪《神仙传》，神话色彩很都浓，不能算信史。另外大禹的七世孙少康，在没有做夏朝的“中兴之主”以前曾做过“有虞氏”的“庖正”，即负责厨役的官员，也就是火夫头。由于夏王朝仍属传说时代，少康的事迹亦难以确定。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商朝，不仅有先秦许多文献的记载，更为地下文物（包括甲骨文）所证实，因此，可断定辅佐商汤灭夏的历史上第一个名相伊尹也是第一位名厨。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名阿衡，本是有莘氏的媵(ying陪嫁奴隶）臣，出身卑贱，欲游说于汤而无缘由，于是便带了全套厨具兼以自己高超的烹饪技术赢得了汤的信任。商汤设朝，伊尹行礼后，便从美味谈起，以期引起汤的兴趣。汤问：“可以按照你说的去做吗？”伊尹答道：“你的国家还小，暂时还不具备实现美味的条件；等你得了天下，做了天子，才可能吃到天下的美味。”伊尹还从三个方面与汤讨论了得天下与“至美味”之间密切相关的道理。

　　首先，伊尹用食物的味道、气味的不同（如“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膻”)，分别采取不同办法除去的道理以比喻治道应有具体性的针对性，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其次，以水、火两端比喻能得天下的基础和得天下的关键。“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也就是说一切味道都要通过水来实现（当时烹饪技术还不发达，调味主要在羹中实现，而羹的烹饪方法就是“煮”）。“九沸九变，火为之纪”，食物放在鼎中烹煮，水多次沸腾，味道屡变；清除腥、臊、膻等怪异臭味并实现食物的美味都要靠火来控制，用此比喻贤主和有道之士。贤主和有道之士相得就如水火相得，使之实现“不谋而亲，不约而信，相为殚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欢乐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独”。所谓“大成”就是一统天下。最后，伊尹指出天下美味非产于一地，只有贵为天子，按天道行事，才能凭借青龙、遗风两匹骏马把这些美味罗至到眼前。

　　伊尹以厨人的知识理解得天下和治天下的道理，把治庖和治国之道结合起来。他本人的著作虽没有传下来，《伊尹说》也为战国时人所作，但先秦文献屡载“伊尹以割烹要汤”之事，恐怕这件事也并非空穴来风。其中的知识和道理的源流还是不会太短的。

　　后代也有厨人参与政治的，如齐国的易牙善于辨味与烹饪，他事奉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桓公曾言唯婴儿之味未尝，易牙于是烹其长子以进，因而得到齐桓公的信任。易牙是个极不光彩的厨人，他这种残忍的违反人情的行为令人十分反感，但后世仍欣赏和尊重其烹饪技艺，有的烹饪著作还以他的名字命名，如《易牙遗意》。

　　春秋末还有一位政治刺客为了行刺，向名厨学习“炙鱼”的绝技，这就是吴国的专诸。他为了帮助公子光取得王位，靠自己的厨艺接近吴王僚，最终将吴王刺死。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为治理大国像烹制小鱼，不可翻来覆去，否则就会烂。大国的政策方针也应具有稳定性，因为大国国大，影响也大，朝令夕改，不仅使自己的老百姓不得安生，也会对其他小国造成震动，祸莫大焉。这种思想意识不仅影响到黄老学派的政治方针，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守成的政治家几乎都遵循这种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