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孝兵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武汉　430077

　　内容提要：经济学的裂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道德规范，不道德的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几乎不存在。无价值的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而且，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常常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推崇。如果存在一种不做价值判断的经济学，就意味着存在一种超验的科学的经济学，而且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没有历史局限性。实际上，经济学发展的每一步都浸透着市场社会的道德判断，而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一切，在基本道德判断上与功利主义思想家的道德判断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分析形式更加精致而已。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裂变/道德规范

　　一

　　经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其裂变与分化的频率以及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人们一般认为经济科学的真正发展是从所谓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的，它主要是在英国随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诞生和发展的。同时它也起源于法国，而它的影响以后伸展到许多其他国家。古典经济学的先驱者在英国是威廉·配第，在法国是包斯格来伯。对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次系统的陈述是在177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按照亚当·斯密的意见，英国，特别是十八世纪的英国，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是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工场手工业）有关的分工、资本的积累和目的在于雇佣劳动的财富投资。亚当·斯密也提出价值规律，证明商品价值决定于用来生产它们的劳动量。他认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自动导致“看不见的手”所指示的均衡（自动调节）。继亚当·斯密、萨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古典思想之后，19世纪末形成的经济理论对当今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介于1870年到一次大战之间的新古典学派就是如此。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开辟了更多的个人利益，其原因即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十分关注阶级和人口减少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派中能鼓舞人心的杰出经济学家包括马歇尔、瓦尔拉、帕累托和费希尔，他们在消费效用、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原始关系等方面的敏锐洞察力，在任何经济教科书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但是，自2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新古典理论经常与经济现状（大范围的失业人数）完全相悖，现实随之孕育出了凯恩斯的新经济理论。鉴于新古典经济学总是偏重于微观经济学，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学内容作了清晰的阐述。他最突出的理论是，没有必要保持经济发展与充分就业之间的平衡。二次大战后，凯恩斯的追随者分裂为后凯恩斯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前者想通过更深入研究凯恩斯的工资、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把凯恩斯原理进一步发展为新古典理论。而后者则不同，他们试图把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起初，他们把重点放在经济平衡与经济增长上，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米德、克莱因和索罗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此后，新凯恩斯学派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货币理论和政策上，希冀利用货币工具来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例如，托宾对凯恩斯利息论作出了理论上的辩护；马尔科威茨则把有价证券的思想引入到投资理论中，这意味着个人投资风险必须从其边际风险对有价证券总值的贡献上来加以评判。这些理论随着布莱克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默顿、斯科尔斯的“选择价格理论”的发展，为现代金融经济学打下了基础。70年代末，货币主义随着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而得到了深化。其代表人物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及其追随者萨金特、弗伦克尔和明福特。他们阐明，经济行为人一旦形成预期，就会尽可能利用一切可用信息，而其结果是，使政府对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生产和就业）的长期积极干预失去效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贝克尔也具有自由市场思想，该思想后来被称为芝加哥学派。斯蒂格勒借助新古典最优化技术使其对工业经济有了新的认识，同样，贝克尔也引进了种族歧视、犯罪和家庭方面的新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经济学裂变与分化的频率加快，从加尔布雷斯制度主义学派分离出来的行为主义，开始把心理学理论与数学方法以及行政管理和商业管理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他重新强调传统经济对人类的描述，即假定理性行为和社团利润最大化，并将“有限理性”等范畴运用于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决策制度，由此引发了一场微观经济学革命，博弈论和“代理人”理论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石。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思想风格和所用手段有助于增强数学的应用，包括在制定政治和集体决策上的应用，结果产生了“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借助微观经济学和哲学工具的结合，恢复了经济学的伦理学内涵。

　　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经济学是对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现象、经济过程和经济本质及其经济发展规律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认识的学说，不论经济学的分化多么精细，其裂变的主体总是离不开传统的方法论基础。由于许多经济学对他们所研究的主题是否是科学或是否开始步入科学行列感到苦恼，方法论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领域。实际上，经济学方法论已经成为花费许多经济学家和一批哲学家主要精力的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成为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如今，关于经济学讲不讲道德的讨论，拓宽了经济学的边疆，环境生态经济学、医疗保健经济学、女权主义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纷纷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政治经济学的非主流性特征越来越明显，道德的约束力量日益彰显。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早已经不是原生的经济学，由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多元化趋势，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渐渐离我们远去。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进行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它假设变化被限制在一系列既定的制度关系下逐渐发生。然而，就像广阔的社会和物理世界不会轻易地受到限制一样，真正的经济实践也不会，均衡仅是结果的一种，渐变只是形式的一种，既定的制度关系也只是许多可能关系中的一种而已。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夸大了布洛克所说的社会的“市场性”，或者说它扩大了在明确界定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的交易量。在经济学家的市场模式中，人们的惟一动机就是对价格的工具性考虑，这个模式在商品市场中表现得最典型，但实际上，它的发生率并不高，并不像经济学家使我们相信的那么高。

　　我们知道，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奠基和发展密切相关。古典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的同时，更多的是关注家务管理问题，符合“经济”一词的原义。只有色诺芬比较广泛地讨论分工问题，而亚里士多德相当注意交换问题，他甚至引入一个专门名词“交换学”，与讨论家务管理的经济学相区别。在经济问题的研究领域中，亚里士多德没有任何继承人。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他讨论经济问题是从对神学理论规范道德评价的观点出发的。那时的经济研究是道德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研究特别重视所谓公平价格问题和高利贷问题。只是当荷兰、法国北部和英国的商品与货币流通经济以及商业资本广泛发展起来，接着是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后，才唤起了对国民经济中出现的规律性的研究和将这些规律性的知识运用于国家经济政策的兴趣。这便是重商主义的源头。

　　在社会经济生活千变万化的同时，要经济学回到古典意义上去，停下裂变的脚步，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20世纪的经济学仍然是建立在物质经济极大推进的基础上的，这种推进是依靠无法满足的物欲作为推动力量。经济学讨论的是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商店里。当通货膨胀出现时，所有的人都受到冲击；当经济萧条袭来时，巨浪会打翻所有的船只。早行觅食之鸟尚且需要了解食虫的供给与需求状况，依靠有限的退休金来维持生活的老人，决心献身于社会改良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也都离不开经济学。经济学应该是对人类给予关怀的，不能仅仅把创造物质财富的人的生存环境和空间视为社会学或伦理学的范畴，这便是经济学受制于道德约束的客观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