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如何认识马克思历史观和欧洲人道主义思想传统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人们对此作了长期的讨论和争论。本文作者指出：马克思历史观的本质意义，既不在于它是欧洲人道主义文化传统的哲学形态的继续，也不在于它是对这种哲学文化传统的总体拒绝，而在于它以严格的科学形态解决了这份精神文化遗产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从而使欧洲的乃至人类的人道主义文化传统具有了新形态，进入了新阶段。这里马克思历史观通过三条途径达到了目的。第一条途径是以政治革命实践为中介，把那种处在人类历史彼岸的人道主义终极理想，转变成为生活中的革命因素，成为变革不人道不公正社会现状的行动中的人道主义。第二条途径是以现代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从分析现代市场经济所内含的自由平等因素入手，揭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第三条途径是以社会交往实践为主导，通过揭穿现代市场经济所导致的普遍物化和工具理性化，克服和超越近代人道主义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建立一种能够保证每个人全面发展的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新社会，这才实现真正的、彻底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观和欧洲的人道主义思想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不仅是本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马克思主义争论的一个焦点，而且是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自始至终关注的热门话题。从80年代初一些哲学学人提出要为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争得一席之地，到90年代中期有人干脆提出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一种哲学人类学的主张；从最初有哲学学人建议将“人的问题”作为一个特殊的哲学问题来研究，到现在又有哲学学者认为“哲学即人学”；从十几年前人们将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道德理想来看待，到十几年后人们把它作为一个更具世俗文化色彩的人文精神来提倡和接受；从原来的以物的世界发展规律为对象的教科书体系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流派来批判，到今天的以人的世界存在意义为核心的哲学新视野把人道主义哲学问题扩充为跨学科的综合性的人学理论体系来分析研究；……以上这些概括虽有简单化之嫌，但大致上可以描绘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某些主要趋势，特别是反映出中国哲学学人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和人道主义哲学关系问题认识的发展趋势——从最初的或者简单的“对立论”、或者激进的“等同论”到现在比较成熟的“对话论”以及“综合创新论”。

　　本文重提这个话题的目的在于：它有助于提醒我们的哲学学人，在目前这种盛行的“对话论”和“综合创新论”解释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划清马克思的历史观与人道主义哲学的界限，以避免将马克思的哲学同马克思曾经彻底批判过的哲学人本主义这些“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混为一谈，同时也防止将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再度曲解成类似原来包罗万象的物的世界的“元科学”那样的、关于人的所有实证科学知识问题的“人学百科全书”。

　　本文的主题是强调：马克思历史观的革命的本质意义既不在于它是欧洲人道主义文化传统的哲学形态继续，也不在于它是对这种哲学文化传统的总体拒绝，而在于它以严格的科学形态解决和执行了这份包含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争议的精神文化遗产，从而使欧洲的乃至人类的人道主义文化传统具有了某种新形态，进入了新阶段。这里值得补充的是：所谓“严格的科学”解决，显然不是说马克思是以实证科学的方式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不科学的空想或乌托邦加以化解，从而将人的哲学问题变成了一个实证科学问题。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观所批判的那些不科学的观念，并非人道主义这一终极的崇高理想，而是欧洲思想史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是它们在纯粹思想中而不是在此岸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人的本质和理想的那些抽象的僵死不变的虚拟或设定。马克思所反对的不是人道主义理想，而是对人道主义理想的抽象的非历史的设定；马克思所批判的不是人道主义文化传统，而是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哲学传统。马克思从分析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入手，从批判人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结构入手，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以政治革命实践为中介，来追求和实现现实的人道主义理想，来扬弃人道主义哲学的抽象性形式和自相矛盾的内涵，来缓解人道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先验的或未来的理想设定与社会现实、即彼举与此举的二元论性质的分裂与对抗。就此而言，我们的确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实践的人道主义、科学的人道主义以及辩证具体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人道主义哲学，马克思的历史观所内含的当代价值即在于：它呼吁以革命实践的方式为现代大多数人过上有尊严的日常生活而努力，为现代人类获得能力素质的科学化全面性发展而努力，为现代人类摆脱商品物化联系的奴役，建立一种相互尊重平等的社会共同体而努力。由此来看，割裂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同人道主义文化传统的建设性联系，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历史观的当代价值意义。

　　事实上，1845年以后马克思的历史观所放弃的并不是对人类未来历史的人道主义理想，而是对社会现实的人道主义幻想。马克思作为革命家的信念与作为学者思想家的责任，如此双重身份与要求决定了他对社会现实必须采取既是科学的又是人道主义的双重态度。马克思毕生所践履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原则，最能代表他的哲学的科学唯物主义方法与批判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辩证统一特征。马克思从没有满足于对黑格尔那个包罗万象的绝对精神哲学体系进行所谓的唯物主义颠倒，进而使自己的哲学变成同样包罗万象的物质世界本体论体系。相反，他把自己的哲学仅仅限定为解放人的世界的实践哲学，从而将自己的哲学明确定义如下：“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1〕

　　概而言之，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科学地解决和执行作为近代欧洲伟大文化遗产的人道主义理想的：（1 ）以政治革命实践为中介的、“从现有引出应有”的价值理性批判方法；在此，马克思将那种处在人类历史彼岸的人道主义终极理想唯物主义地转换成为某种存在于现实社会结构中的革命因素，一种变革不人道不公正的社会现状的、行动中的人道主义。（2）以现代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 “从尘世引出天国形式”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在此，马克思是从分析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结构内含的自由平等交换的功能要求入手，进而引出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这一“天国形式”的，所以，在这里，人道主义具有一种建设和维护现代社会生活秩序的世俗人文精神内涵。（3）以社会交往实践为主导的、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总体辩证法或现象学批判方法；在此，马克思是从批判现代市场经济结构所导致的人际关系普遍物化、工具理性化现象入手，从批判近代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狭隘性片面性弊端出发，来寻找建设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现实途径；因此，在这里，人道主义意味着是一种扬弃现代社会结构不公正不合理性和人际关系形式合理性局限性，建立一种具体合理性社会关系的交往理性批判行动。下面，我分别地讨论这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