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the Concept of Young Marx's "Real Humanitaria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作者简介：唐正东，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3)。

　　原文：《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内容提要：体现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式人道主义思路，本质上是一种类与个体二分的古典自由主义思路，它没有看到由劳动和财富所构成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历史观意义。而体现在《神圣家族》中的现实人道主义思路，则开启了从人的行动或实践的发生学角度来阐释人类发展的新思路，它是充分吸收法国大革命之历史观意义后的结果。尽管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滞后，马克思此时的这种思路还无法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路相媲美，但必须肯定的是，它所开启的基于人的实践的历史发生学视角，不仅使基于类本质的异化式思路成为马克思哲学发展中的过去了的事件，而且它本身对于马克思形成历史唯物主义思路也有重要的奠基作用。这种新思路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The alienated humanitarian ideas embodied in Marx's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are,in nature,a kind of ideas similar to individual dichotomous classical liberalist ones,which failed to se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istory concep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made up of labor and wealth.The real humanitarian ideas embodied in Holy Family,however,opens up new ideas of huma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behavior or practical phylogeny.And these ideas,though not on a par with his historical materialist ideas reflected in German Ideology,outshined the alienated humanitarian ideas and served as a cornerstone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t ideas.These ideas are also of great help to our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problems that are facing China now.

　　关 键 词：青年马克思/现实人道主义/异化/发生学/young Marx/real humanitarian/alienation/phylogeny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09JZD0002)

　　在新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神圣家族》“序言”中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概念被重新翻译成了“现实人道主义”①。从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改译是很有意义的，尽管我也承认，在概念解析的角度上，“真正的”和“现实”这两个词在含义上其实是很相近的。在当时的德国理论界，受费尔巴哈思想影响的人大多是从“真正的人”的角度来理解“现实的人”的，即只有那些实现了自己的类本质的人才是现实的人，而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的现实的人，在他们的思路中只是现实的人的异化或异化的人。但我要强调的是，如果真正对《神圣家族》的思想逻辑进行深入的梳理，就不难发现，对于我们这些汉语语境中的学者来说，“现实人道主义”恰恰是能够准确反映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此时的学术思路及观点的，因而对于我们更为清晰地把握青年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也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一

　　关于《神圣家族》的思想史地位，学界历来具有两种相反的观点：科尔纽、拉宾等人以“类本质”、“异化”等概念在此文本中较少出现为由，认定此文本已经离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语境，并开始向《德意志意识形态》靠拢。而日本学者山之内靖等人则以费尔巴哈式的经验论在此文本中更为突出为由，认定“《神圣家族》中的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接受了感性的立场和经验论——这才是费尔巴哈的哲学立脚点，在这一点上，不得不说比《德法年鉴》的时候更深地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1]198。我对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持保留意见，理由是它们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学术关系都做了过于简单化的理解。《神圣家族》在学术思路上即使要超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不可能只是因为它少用了“异化”等概念，而必将是因为它在社会历史的解读上产生了与以前不同的思路；同时，《神圣家族》中的马克思即使由于缺乏足够的经济学知识而在社会历史过程的解读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经验论色彩，但无论如何它与《德法年鉴》显然是处在不同的学术层面上的，我们应当关注的是经验论思路在此时马克思的整体思路中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的：仅仅是在“异化式人道主义”框架中的被批判对象，还是“现实人道主义”框架中自身就具有解放意义的主导性理论思路？虽然这两种都是经验论的，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上，其理论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在对此未作分析的基础上就断言马克思此时比《德法年鉴》时期更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显然是不足取的。

　　我之所以强调把原来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改译为“现实人道主义”，对于汉语语境中的学者是有意义的，其原因就在于：《神圣家族》在总体思路上已经摆脱了“异化式人道主义”，走向了汉语语境通常理解的那种现实人道主义的思路。我认为，即使在当时的德国哲学界，学者们通常都把“真正的”和“现实的”这两个词等同起来加以理解(如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最后的哲学家》等文章中所做的那样)，但《神圣家族》中的马克思在理解“现实人道主义”一词时，一定已经产生了与通常的理解所不同的新思想，这就是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在生产财富的同时也生产出了贫困，生产出了无产阶级，从而把自己推向了灭亡。此时的马克思尽管还没有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理解私有制的经济运动，尽管只是从因为生产出了非人性的无产阶级而使私有制把自己推向了灭亡的角度来展开自己的思路的，但这毕竟已经不同于把私有制(私有财产)简单地斥责为人性的异化，并从人性必然恢复的角度来解读私有制的命运的“异化式人道主义”思路。也就是说，马克思已经不再满足于站在高高在上的抽象类本质的角度来批判异化的现实，而是把人性的线索融进了私有制的发展过程之中，探索出了一条现实的人道主义的思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难道不正是这样发展出来的吗？

　　在此处，我有一个观点：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恰恰帮助马克思把自己的思路向前推进了一步。在《神圣家族》之前，马克思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人的著作给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启迪最多只能是他们在人的异化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彻底，而赋予这种异化式思路以力量的理论支点即抽象的人的类本质的思路是不可能被真正动摇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对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的摘录笔记中，尽管可以对异化的内容作出越来越详细的说明(如从一般的类本质的异化到交往异化等)，但异化思路本身依然保持着主导地位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这些经济学家的思路是经验主义的，而作为对这种经验主义思路的批判理论，异化式人道主义恰恰是很合适的。但一旦转到对鲍威尔的批判，情况就不同了。鲍威尔并非经验主义的，他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并不专注于对经验现实的描述或解析，而是专注于对这些经验现实的批判，尽管其批判的方式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与蒲鲁东从抽象法权的角度对私有制的批判不同，鲍威尔“把贫穷和财产这两个事实合而为一；它发现了二者的内在联系，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向这个整体本身询问其存在的前提是什么”[2]42。鲍威尔的结论是：这个整体本身的存在前提是自由的自我意识的缺乏，因此，正像他在《末日的宣言》一书中所说的，“哲学应该在政治上积极发挥作用，直接抨击现有关系并动摇它们，如果它们与哲学的自我意识发生矛盾的话”[3]177。鲍威尔的自我意识是要直接抨击现有关系的，而且他还从自我意识发展史的角度为这种抨击提供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仅仅专注于思维领域的批判，并说“在思维领域中把神学转变为人类学——这等于在实践和生活领域中把君主政体转变为共和国”[4]598的思路是不同的。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事实上很难摆脱以下的思路：在哲学上把被古典经济学家称为合理事实的现实劳动界定为异化劳动，就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的完成。这导致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即使谈到“共产主义”时，也只是说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至于这种占有过程与现实私有制发展之间的生成性纠缠过程就很少谈及了。而当面对鲍威尔的思路时，上述这种解读思路显然不够了，马克思必须从无产阶级在私有制发展过程中的生成经历的角度，来为其对私有制的批判理论提供学理支撑。我认为，这就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依托无产阶级的生成史而获得现实人道主义解读思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