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M.Horkheimer)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伦理道德、宗教、家庭、自由、民主等内容始终是他关注、研究的主题。早期他作为一位激进的社会批判家，对许多问题都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以致在道德观上鲜明持有一种非理性主义的道德批判。

　　一、反道德工具主义

　　霍克海默在早期，在道德问题上，如同对待整个现存社会，同样给予激烈的批判。他说，康德意义上的理性，作为先验的超个体的自我，理所当然“包含有人们自由生活的观念。”① 然而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在这种所谓自由的共同生活中，经由自己组织成的普遍主体却消除了在整体自觉的团结一致中纯粹理性和经验理性之间的矛盾，从而表现出远离社会现实的真正的普遍性观念，即纯粹的空想；并在国家权力的操纵下，逐渐使得这种说教加空想的道德学说日益具有宣传鼓动力和感人至深的性质。结果，这种所谓的道德也就日益成为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们的工具，并带有暴力强制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从来都没有想遵循康德出自善良愿望制定的“道德律令”。然而，“如果这种巨大的伦理力量中的一种力量，相爱和尊重都消失了，那么虚无，即不道德就会用道德的制度敞开的大口，像吞掉一滴水那样吞掉整个国家。”② 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人们自觉地遵守康德的尊敬和相爱来对待本类的时候，而法西斯主义者却用铁的纪律和严酷的惩罚手段来对待人民大众，控制人民的道德感情。在那里，“与绝对命令和有更深影响的纯粹理性相对立，法西斯主义把人当作东西，集中地执行其活动方式。”③ 这种一直进行着精心策划，并将其称作科学思维的极权制度和诸多规范是始终沾满着鲜血和灾难。这种情况“从康德的批判直到尼采的道德血统学，哲学之手都在史册上留下记载。”特别是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进行了自由主义的短暂表演之后，便比以往的恐怖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开采用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暴政来代替宗教幻想，用更加暴戾的刑罚来代替人民对未来地狱的恐惧。在他们看来，只有处于最底层的人民大众才会拥有不满的情绪，才会引起国家内部的骚乱。为此，法西斯主义者不仅用恐怖的手段来镇压人民，也利用一切办法来榨取在他们压迫下生活的人。

　　在这里，理性作为处心积虑的机关可以被任何人为任何目的服务。结果，理性不仅其往日的光芒日渐黯然失色，也越发变成机械和工具；人们从理性概念中领悟到的具有属于自身含义的思想也越来越少。尤其是“当技术知识扩展了人的思想与活动的范围时，作为一个人的人的自主性、人的抵制日益发展的大规模支配的机构的能力、人的想象力，以及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也显得日益缩小。”④ 此时，人们所固有的自然情感，即与生命血肉相连的感觉、知觉和心理反应与那种完全抽象化、逻辑化和工具化的理性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因为情感往往是内在的本能、欲望、心境与体验的真实表露，而理性却能够编造事实，制造虚假，滋生虚伪，远离具体和实质。这样，理性反而倒过来超越和否定自身，走向非理性、错误、混乱和反动。这种反动的理性行为的集中表现是：“上层人物的狡诈的维持自我生存，就是为了实现法西斯主义权力的斗争，而下层个人就是牺牲一切去适应这种罪行。”⑤ 结果，人们普遍地被理性制造的概念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所支配，逐渐“自觉地拒绝自我解放的理想和希望。”

　　此时，最大的悲剧就是，往日最具革命性和震撼力的真理与正义再也不能激发起人们的普遍斗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活动。被启蒙运动和实证主义吹捧起来的科学技术取代传统对真理的追求；刺激起人们的更多欲望和争斗，导致社会陷入更加复杂的混乱和失衡。因为只有现代化工业主义的头脑才是那些拥有和控制能够创造无数物质财富的科学技术的统治者和领袖，然而这些人的野心、贪欲和有目的的统治必将使绝大多数人成为一堆没有自身目的和利益的工具。这就务必使整个人类将失去其奋斗方向、生存目标和生活的意义。统治者不惜代价扶持的科学技术，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都是旨在消灭或强化对个体的社会压力，以防止个人在现代社会的原子化机构中设法保护自己或反抗社会的各种可能性。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愈是科学技术发达和经济繁荣的国家，就愈是难以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变革或旨在解放全人类的革命。

　　不过霍克海默到了晚年，便在总体上开始反对暴力革命，认为暴力只能催生暴力；急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只能导致“独裁政权”。人类社会之所以会在20世纪出现诸多“独裁国家”，根本原因就是普遍地爆发了激烈的暴力。比如苏维埃国家和德国法西斯政权就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为此，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最终目标也只是旨在建立极权政治，而非真正的民主国家。因为人们在“法国革命的恐怖中所看到的‘混乱’是由一种镇压造成的，而这种镇压的性格又恰恰在那些反对镇压的人身上存在着。”⑥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消灭独裁国家、极权，建立真正的人道主义国家呢？他提出的具体途径是：建立自发的工人委员会或自由联合体，唤醒被统治者的反抗意志、斗争意识；告诫人们绝不能对剥削和压迫抱以容忍态度，要坚定地站在那些不顾一切、敢想敢说的人民群众一边，联合起来共同推翻不合理的统治。他说，除了被统治者的意志之外，任何经济或法律的措施都不可能导致制度的民主化。“废除政权以后，由一个阶级或一个党实行的管理作用将被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所取代，这种民主形式能阻止管理因素上升为权力……在新的社会中，公民们那不可妥协的独立性将使管理摆脱压迫的性质。”⑦ 由此，在道德上，他一如尼采反对软弱，认为软弱之所以有罪，就在于弱者总想通过精神的狡诈来回避自然规律。结果，正是这些人在毁灭人类生活，严重地破坏和动摇人们对自身的信赖，抵消着人们的斗志，任凭权力和独裁者的压服与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