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代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视野和方法论。当今的全球化潮流使得各个民族、地区的密切联系成了一个经验的事实，全球化也成了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可全球化在本质上不过是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或高级阶段。而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讲到各个民族的历史融为世界历史，他看到了世界历史时代的出现，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大预见。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比如道德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等，就是因为它是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语境下、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在全球性地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发生的。当然，马克思也有失误，也犯过急性病，他没有充分预见到资本主义通过不断改革、自我调整而具有的巨大生命力和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长期性，把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危机当成是生命衰竭的表现。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激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理智判断。这一点对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说有很大的影响，如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总结说我们这些共产党人都有急性病，是很深刻的。总结苏联、中国的教训，革命思维的彻底解决、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无疑是重要的一条，而这都是与没有很好地理解把握世界历史理论的精髓有关。苏联解体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发生了经济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巨大变化，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以致有所谓“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说法。但我们必须以一种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看待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必须冷静，必须清醒，需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因为我们今天还“在路上”，中国发展还会出现许多曲折，还会有许多风险，能否最终成功，还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对自己有个准确的历史定位，是否能够具备和不断增强自己，总结经验、学习别人的能力，取决于我们预见风险、规避风险、应对风险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一种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能力。吴敬连先生就曾公开表示过这样的意见。

　　二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经常被混着使用，其实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多为国外人士使用，而且是由一些新闻记者先提出的。搞新闻的有其特有的视角和考量，新闻注重的是当下效应，概念的短期轰动，外国人也有讲中国道路的，但这与中国模式基本可以同等看待。我们讲的中国道路，是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在前者，主要是三十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经验事实的支撑，所以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后者，就决不能仅仅限于这点经验事实。否则，就会出现如当年东亚价值观那样的例子。不仅如此，在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我以为，不单不能只限于三十年，不能仅限于经济方面，而且甚至也不能限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六十年，还应把对中国道路的思考放在世界历史时代中国从如何谋求富国强兵和民族独立到自觉进行现代化的总体背景下，透视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的曲折过程，总结中国在从前现代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这个巨大而漫长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前瞻性地研究中国现代化道路通向何处、将导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这条道路对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会有什么影响，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解放会有什么意义。如果能够这么去看，我想我们就能够保持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戒骄戒躁，不为一时的成功、不为别人的赞许而冲昏头脑。

　　三

　　这显然是一个宏大的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大课题，也正因为是大课题，是一只“大象”，我们就必须谨慎，不可犯盲人摸象那样的低级错误。更何况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我们离成功恐怕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而导致失败的风险也随时都可能发生，所以“模式”之类的话还是少说为好，绝不能盲目乐观，骄傲自大，更不能以一种“暴发户”的心态行事。如果一味招摇，让世界各国侧目，最后是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必须端正态度，才能正视我们的问题，理性地看待和讨论这些问题。这里着重要强调的是，我们三十年经济大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通过改革开放比较平稳顺利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借助了市场经济这个世界历史时代被普遍认同的先进生产方式，才解决了贫穷即物品匮乏这个中国几千年都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也只是初步的成功。我们先不说与发达国家比，就是与广大后发展国家比，我们的人均GDP、尤其是人均收入还是比较低排名很后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仍排在120 名之后；我们的社会安全系数或社会稳定系数，除了非洲那些国家，也不比别人高多少，比起我们的邻居印度和俄罗斯来怕还要低出不少。所以我们把维稳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我们的教育体制和人口素质，离现代化的要求都还有很大距离。这中间都潜伏着极大的风险或危险。我们必须充分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危险，积极大胆地吸取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成果、利用发达国家探索出来的用于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经验，结合我们的实际，解决好我们的问题，探索出一条适合我们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就彰显了我们这条道路的普遍性意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