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突破苏联模式、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在《论十大关系》写作过程中，毛泽东对我国国情进行了一次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以系统辩证法的独特方式抓住和论述了影响全局的十大关系。《论十大关系》从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高度提出了重点论与两点论和谐结合的对立统一论，为突破苏联僵化模式、建立中国新型体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力图开创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关 键 词：毛泽东；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点论与两点论

　　作者简介：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泽东于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演：一次是在1956年4月25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次是在同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两次讲话的主旨在于提出突破苏联僵化模式束缚、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根本问题，其基本精神、十个标题完全一致，具体内容、侧重点有所不同。《论十大关系》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构想和中国改革之路的最初源头，重新研究其提出、解决和遗留的问题，对今天深化改革仍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强调在和平与发展新时期以苏为鉴、走出新路

　　《论十大关系》提出：国际形势可能会出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因而需要根本克服战时形成的苏联传统体制的历史弊端。对于国际形势、世界格局的这种判断，成为中国共产党决心突破苏联传统模式、走自己新道路的一个重要支点。

　　从1947年起，西方帝国主义者首先发出了“打破苏联铁幕”的战争威胁。斯大林对形势判断失误和作出激烈反应，世界从战后和平气氛迅速转入美苏对立、东西对立、两大社会制度对立的冷战气氛。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提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性”的基本判断，这是1947年后第一次改革浪潮戛然而止、苏联战时体制逐步蜕变为僵化模式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由于种种历史、地理原因，中国一度处于冷战气氛的漩涡甚至首当其冲的前沿，新中国建立之初就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战火一度烧到中国门口。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冷战气氛开始缓和。1956年初，毛泽东等敏锐作出战后国际形势将出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的判断，这是提出《论十大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客观描述了这一形势变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过程：“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容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这是最好的，我们把方针摆在这上面”[1] (P236)；“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到政治局，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说法，把它提到中央全会，大家也想一想这个问题”[1] (P237)。薄一波的回忆录印证了这一点：“到1955年底和1956年年初，我党中央逐渐感到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政治局会议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2] (P485)

　　以此为背景，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第二次改革浪潮。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提出了对苏联国家垄断、排斥市场的战时体制进行反思的历史课题。赫鲁晓夫的历史性功绩是打破禁锢、揭了盖子、捅了蜂窝，但由于把深刻性的体制问题肤浅地归结为“个人迷信”问题并对斯大林采取简单否定、个人攻击方法，因而使改革流于表面，处于混乱、失控状态，无法解决社会主义体制转变问题。应邀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当时没有表态，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3月17日晚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两点意见作为“破题”。他说，现在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是说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要破除迷信；说他捅了娄子，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3] (P4-5)。

　　3月19日和24日，毛泽东又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会人员比较系统地谈论了斯大林及其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着重讲了关系全局的四点意见，其中作为总结性的第四点更突出强调了以苏为鉴、走出新路的基本态度，首次表示要下定一个大决心，坚决反对硬搬苏联的教条主义，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他说，赫鲁晓夫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 (P6-7)。根据政治局、书记处集体讨论的基本观点，中央委托陆定一等五人小组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准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4月4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文章的最后定稿。他画龙点睛地提出了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新路的问题，表达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决心：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3] (P9-10)。在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大课题：以苏联历史经验为鉴，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像走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道路那样，走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

　　十大关系，一个宗旨，就是以苏为鉴，走出新路。《论十大关系》开门见山地亮出其思想宗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4] (P23)以苏为鉴像一根金线贯穿十大关系，反映到十大关系的方方面面。十大关系的最后一条——“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提出了对待苏联经验、外国经验的基本方针：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好处都要学，但要有选择、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决不能机械照搬、简单移植，对于不足之处则要扬弃，“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4] (P41)最后，毛泽东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大胆解放思想，走自己道路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4] (P42)

　　二、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抓住影响我国全局的十大关系

　　与上述广阔的世界背景相呼应，《论十大关系》还有深刻的国内背景。新中国的快速发展，积累了有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丰富经验，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了重要的历史铺垫。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写作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基本国情进行了一次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以系统辩证法的独特方式抓住了影响全局的十大关系。

　　毛泽东早在1955年就对中国农村展开过系统调查研究。以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为契机，毛泽东搜集、整理了农村材料176篇、近100万字，逐篇撰写了编者按。1955年9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了内部初编本；12月，又经删改补充，尽量反映近半年的最新进展、最新经验、最新问题。12月27日，毛泽东为新编本改写序言时，提出了全书的思想主旨并首次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农业与工业等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局问题。毛泽东把这次编辑文集作为对中国农村的一次系统调查，并把它同写作《论十大关系》联系起来，作为建国11年中的两次重大的国情调查。毛泽东在1961年3月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说，解放后11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为农业合作化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出了一本书，叫作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每篇都看，有些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又一次是十大关系，那是经过两个半月，与34个部门讨论，每天一个部或两天一个部，听他们的报告，与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2] (P382-385)。从时间、内容、主题和目的上看，这两次调查是衔接的。

　　毛泽东率先强调要对中国经济建设全局作出系统调查研究开风气之先。1955年12月5日—1956年3月8日，刘少奇对32个部委作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其大体顺序与大致范围是：城市建设——工业部门——农业——商业——交通——文化教育。1955年12月21日—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火车先南下、后北上，按照北京——武汉——杭州——南京——天津——北京的线路，一路体察民风民情并与干部谈话，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毛泽东等开展对34个部委的调查研究，其大致程序是“先总后分、系统推进”：先由主管部门的国务院办公室作综合汇报，然后再对该口所属的各部委做更细的调查研究，最后再回归全局、综合判断。在3月下旬听取中央各部委汇报的同日，毛泽东同意杨尚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向中央作情况汇报的建议，中央开列的各地经济工作汇报，包括目前主要经济情况、“一五”期间主要经验教训、主要资源情况和主要发展方向等十项内容。从4月下旬开始，各地陆续来京汇报情况，到5月2日毛泽东再次发表十大关系讲演时，已听取了湖北、广东、武汉、广州四个省、市的汇报，并先后收到河北、湖南、天津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的书面汇报提纲。1956年2月—3月间，李富春副总理向毛泽东建议，通知工业交通部门的200～300个重要的大中型企业、建设单位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情况，总结经验。一声令下，雷厉风行，很快就有几百个大中型企业的情况汇报像雪片似的飞向北京中南海，报给党中央、毛主席。

　　《论十大关系》包含的哲学思辨智慧首先来自于实践，来自于调查研究的源头活水。在1959年2月1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描述了这一理论构想的思想来源和形成过程：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5]。

　　《论十大关系》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早在1949年12月，周恩来就以《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为题，提出了左右全局的六大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1] (P1-14)。刘少奇在1951年写了《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基本任务》，提出要特别注意不同于以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新矛盾、新问题，尤其是要注意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干群矛盾、公私矛盾、国家与企业等新形势下的特殊矛盾。这些智慧的水滴为《论十大关系》做了必要的历史铺垫，而毛泽东总其大成，把全党全民的智慧水滴汇成了一个总体构想。

　　《论十大关系》以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创新的哲学智慧，标志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国情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水平。《论十大关系》体现了一种综合创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的系统、总体辩证法思想有机地熔为一炉。它不是通过层层展开的概念分析逐步地走向有机总体，而是通过十大关系直觉顿悟式地上升到对整个系统的总体把握，其中前五个关系是经济建设中的五大矛盾，后五个关系是政治生活中的五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