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家眼里,一部世界发展史实际上是乡村逐步城市化的历史。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各种有价值的资源向城市,尤其是大型和特大型城市聚集。数百年来,人们对城市进化的认识一直被局限在财富几何级增长的轨迹层面。现在,人们开始关注一种顽疾——“大城市病”! 【详细】
通过这一投资额高达1000亿欧元的计划,法国希望将巴黎现有的地铁规模增加一倍,并期待这一计划每年为“大巴黎”地区创造600亿欧元的公共收入。 【详细】
交通堵塞这一世界性城市难题的斗争,在这里仍是“进行时”。为协调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关系,自1811年以来,纽约市的城市规划已经历了三次大更新。 【详细】
莫斯科是世界最拥堵的城市之一。莫斯科市休金诺区市议会议员、城市项目基金会主席马克西姆·卡茨认为,道路环境恶化是莫斯科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之一。 【详细】
东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也有大规模投入,但在“造城”方面显然十分谨慎,而是十分注重挖掘城市潜在空间与潜能,对交通网络和设施进行精细化补充和完善。 【详细】
引导人们更多地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印尼政府已经取消了高达20%的油价补贴。雅加达市政府颁布了禁止摩托车驶入主干道的法令。 【详细】
新加坡作为全球大城市中交通状况的佼佼者,其“智能交通处理系统”(ITS)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发挥了重要作用。 【详细】
城市病问题及缓和这个问题的能力,关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影响城乡统筹和社会和谐的建设,因而已引起普遍关注。文章梳理了城市病问题的缘起和我国研究的最新进展,发现截至当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表象描述的层次上,缺乏深入和系统的分析,因而显得非常薄弱和零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我国城市病问题的研究方向。 【详细】
很多工业化国家也都经历过痛苦的治疗“大城市病”的艰难过程。分析其经验和教训,从中可以看出一条规律性的轨迹:从城市规划、城市管理、人口控制、统筹协调发展等方面预防和治疗,“大城市病”的发生和治理是有可控性措施和有效路径的。 【详细】
中央把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位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北京城市病的产生原因很多,可归结为三大原因:经济发展及其所引致的人口过快增长是核心原因;城市规划不科学、不合理,单中心格局未能突破是重要原因;体制机制掣肘是最根本原因。因此,北京大城市病的治理需要疏解非核心功能、调控产业、优化城市空间、加快轨道交通体系建设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详细】
近年来,加强“副中心”的规划建设被视为治理“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有不少“副中心”应运而生,以期缓解城市扩容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然而,就目前现状而言,耗费心神的通勤、沦为“睡城”或“空城”的尴尬,也让“副中心”遇到了发展瓶颈。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副中心”模式能否根治“大城市病”?如果能,又该遵循哪些规则? 【详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大城市病"也愈益严重。集聚经济的作用,使大城市化成为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大城市未必一定会产生"大城市病"。在一定意义上,"大城市病"只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发展中阶段的产物。空间规划的不合理、短期市场的影响、政府失灵以及垄断集权的体制环境等,都是造成"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大城市病"目前已成为我国大城市发展及其带动区域发展的主要障碍,治理"大城市病"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