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写作于1998年，后收录于《社会运行学派成长历程——郑杭生社会学思想述评文选》（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作者现为河南大学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郑杭生教授的学术活动，粗略地谈，可以留学英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主要专注于哲学领域；第二阶段始于他留学归国之后，这是他的学术大发展时期，尤其在社会学领域他提出了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发表了不少理论著作，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他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制制度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推动社会学现实应用所作出的持之不懈的努力。

　　一、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背景或基础

　　郑杭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富于创见地陆续形成并发表了“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点。继而围绕他的这一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新界定，通过对社会学理论传统和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考证，他和以他为核心的学术群体逐步建构起在当代社会学学术界颇有影响的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也从而奠定了他在目前中国社会学界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一种卓越理论的萌生、发达决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杜撰，而是由其研究者本身、他所处的社会景况和学术背景等诸多因素促成的。

　　郑杭生出生于一个浙江高等法院的低级职员的家庭里。父亲郑寿益（郑萱），当时是浙江高等法院的录事（记录员），1897年生，1960年逝世于瑞里村。母亲徐婵娟，浙江慈溪人，1897年生，1985年在北京去世。妻子宫延华退休之前是一位大学教师。母亲和妻子对他事业的发展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他甚至说他事业成功的百分之九十应该归功于他辛劳一生的爱人。1937年由于父亲和哥哥郑家成（1917—1994）转到余姚山沙田工作，郑杭生随家到余姚。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全家逃难到四明山梁弄镇。大约1940年全家又搬到余姚县城阳明镇。

　　1944年郑杭生开始在位于县城的余姚县立第二小学读书，1950年考入县立初中。那时他爱好广泛，在启蒙老师张斌的指导下学习了一点钢琴和作曲，担任校合唱队指挥。这些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一定的文化修养基础。1951年在《文汇报》第一次发表了征文《我爱姚中》。1952年加入共青团。初中毕业获得“品学兼优奖”。1953年进入国内名牌中学——上海中学。在这里，他不仅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而且由于擅长写作，曾连续两年在全校征文比赛中获奖。1956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成绩一直优良，曾担任数年《中国人民大学周报》的通讯员。他还和谭宗伯一起创作了一首名为《毛主席描花人民绣》的歌曲，广为流唱，并获得全国业余歌曲创作奖。1961年毕业，承肖前教授的厚爱，留哲学所任教。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他同样受到了冲击，并于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在艰苦的环境里，他未放弃学业，而是把劳动之余的大部分时间利用在外语学习和专业研究上，1972年回京，因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已经解散，他随哲学系一起被“批发”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77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又随哲学系回到中国人民大学，自1979年起任讲师。他个人经历中的这种“大乱—大治—大乱”的社会变迁事实在郑杭生的心灵上肯定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当我们看到，他后来在构筑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他的社会学研究，从严复的“群学”定义以及中国社会“治乱兴衰”的历史，特别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事件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也就不觉得突兀了。同时，由于他学业上一直很优秀，也培养起他个性上的自信的品格。他没有江南书生的文弱，倒是在骨子里有几分北方汉子的豪爽，以及中国传统儒士的谦恭、文雅、宽容。他后来常常告诉年轻一辈的同事和他的学生，无论做任何事，务以品德为先，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必须一提的是，他的大学时期“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式哲学素养背景，无疑为他其后不遗余力地呼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奠定了牢固的思想、理论根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恢复从1952年就取消的社会学，被重新提上日程。以费孝通为核心的一些老一辈社会学家，已经在政府的明确提倡和支持下，开始大张旗鼓地全方位地重建社会学。就在这个时候，1980年的下半年，郑杭生考取了国家教委公派留学生奖学金名额，经过北京外国语学院短期培训，于1981年底到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期间，尽管他常常发表一些像《从伦敦几处纪念地看马克思和他的学说》这样的哲学论文，但是由于他对社会学如痴如醉的兴趣，他阅读了大量的社会学经典作品。也因为他的优秀研究成就，1983年5月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就被中国人民大学评为副教授。而且西方哲学尤其分析哲学的训练，使他的文笔更加清晰明快，严密的逻辑构造和相当的思想深度是他许多论文的一大特征。在1983年从英国进修回国时郑杭生就为自己立下了两个目标，即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他受命分别于1984年3月和1984年10月筹建了哲学系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并建立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两个硕士点，1985年起任教授，1987年建社会学系，1993年建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博士点。1987年郑杭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一直主管外事工作。其中，连续四年分管职称工作（1990—1993），还兼管了五六年的科研工作，同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基金会的常务副主任及秘书长。他的这种地位为历尽波折的中国社会学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而且，他富于说服力的卓越口才，也不失时机地把他的社会学理论传播到国内外学术论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