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这个老头何所思

　　采访者：王永亮 殷莉

　　历史竟然如此相似：去年初春白杨爆芽，我们第一次采访了新闻学界老前辈甘惜分老先生，对他的治学精神深怀敬意。他当时即兴赠与我们诗词：“问君哪得思如涌，俯耳听潮自有声。”今年又逢白杨爆芽，我们再次登门采访了“米寿”之年的甘惜分老先生，他依然是略显清瘦却又神采奕奕，我们依然感受着他握手时的劲力和热烈，他依然赠与我们诗词：“甘为真理下跪，不向谬论低头”。环顾室内，几盆鲜花争相吐艳，春天的生机依然映衬着甘惜分老先生高山流水般的文思。

　　“笔杆子”是历史推动力

　　记者：学过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建党早期，是靠“两杆子”起家的。这“两杆子”就是笔杆子和枪杆子，也就是文武两条战线。您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拿着“笔杆子”日夜苦战，寻求真理。您能谈谈“笔杆子”的历史背景和经验教训吗？

　　甘惜分：笔杆子是指办报刊，搞宣传，唤起广大人民群众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这个笔杆子运动是所有共产党的共性，即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创办《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是这样。列宁创办《火星报》也是这样。中国的孙中山创办《民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创办《新青年》、《湘江评论》、《觉悟》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即使在最艰难条件下，坚定地出版革命报刊这种精神是可歌可泣的。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夺取一个城市，首先要迅速地派人进城抢先出版报刊。占领制高点，登高一呼，群山响应。

　　拿枪杆子的觉悟比拿笔杆子的觉悟稍晚一点。那是在反革命武装对中国共产党举起屠刀实行大屠杀之后，中共才觉悟到武装斗争之重要。如果不掌握武装，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那么，革命力量就没有立足之地。这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出发得出的正确决策。革命武装力量要能存在下去，又必需创建一块或几块革命根据地，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养活自己的军队，从事长期艰苦的斗争。这一点觉悟是中共用自己许多同志的鲜血换来的真经。

　　一国之内有两个政权、两支独立军队，中国早已有之。农民武装起义随后建立政权，取了国号。这不是天有二日吗？这就是中国特色！

　　蒋介石以一国之内不能有两支独立军队、两个独立政权为由逼迫我们交出军队，交出政权。有些中间派人士也觉得蒋介石言之有理，附和其说，甚至劝告中共交出武装，交出政权，换来民主自由。这些先生不认识中国的特点，他们不懂得，丧失革命武装就丧失了一切，就会任人宰割。到后来，这些先生们终于认识了这一真理，表示拥护中共主张。

　　由此看见，这“两杆子”的理论是来之不易的。“两杆子”中首先有笔杆子，这是一切革命，也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在内，都是相同的。法国十八世纪的一大批启蒙思想家手持笔杆子，著书立说，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冲击封建腐朽势力，打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大门。

　　要革命必须先掌握笔杆子，我们称之为“兵马未动，舆论先行”。但是，掌握笔杆子的人必须是思想界的先进分子，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共产党懂得这一套，反革命也懂。林彪、江青之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控制了全国的媒体，媒体都变成了他们的传声喇叭。稍有不从，便被撤职批斗。

　　1973年，邓小平东山再起恢复工作时，大力整顿被搅乱了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秩序，手头就是没有一家媒体来为改革整顿呐喊助威。他曾经想办一个刊物《思想战线》，还未出版就被扼杀。“四人帮”控制全国媒体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

　　记者：如果当时有一家媒体合法存在，敢于和“四人帮”唱对台戏，那该是一种多好的情形啊！建国之后我们在新闻事业发展中还有哪些问题值得反思？

　　甘惜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来自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媒体，其中包括中间派媒体到北平大会师，汇成一股人民新闻大军。这种情况对我们建国以后的新闻事业是非常有利的，这两支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马各有所长，如果能够平等合作，发挥所长，也许会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1950年5月16日，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的报告中，邓小平曾经具体阐述了新闻编辑出版的性质和任务。他指出：“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他说报刊宣传由于辐射范围广泛而具有特别的效力：“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

　　然而，1950年代中后期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使得大批新闻工作者纷纷落马，其中来自国统区的新闻工作者损失更是惨重。这是我国新闻工作中的重大失误，新闻事业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我们现在总结几十年来的经验，不要忘记这一历史背景——老解放区的新闻史，以及其他地区的新闻史，他们的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一笔财富。

　　记者：对任何事物，应当有一个根本的规定性。报纸是什么呢？您认为报纸应该怎样定性？

　　甘惜分：毛泽东在1957年曾写过一句话“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候，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句话从毛泽东笔下写出是正常的。他从年轻时代一直到去世，面临着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斗争。他创办过许多报刊，都是服务于阶级斗争需要。所以他用了这一总结性的语言，概括了报纸的定性。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并没有说，报纸版面上除了阶级斗争，别无其它。1960年代有些人把“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报纸的定义，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做了某种歪曲，进一步把这一定性绝对化了，片面化了。

　　打开现在的媒体，除了一部分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新闻与评论之外，还有大量与阶级斗争无关的内容。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斗争、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实验，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都不与阶级斗争有关。

　　人们可曾注意到：人与人之间很多时间是处于阶级和解状态。在毛泽东时代我是从来不敢说出这句话的，经常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但事实总是事实，我们讲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既有阶级斗争，也有阶级和解，求同存异，放下争论，争取合作，这是常有的事情。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阶级关系有所不同，不可用战时的思想观点照搬到和平时期。

　　记者：听了您的分析，我深感，给报纸和一切媒体定性，看起来不能用一句话，一句话概括不了事物本身丰富的内容。是这样吗？

　　甘惜分：是的。报纸作为印刷品只是几张纸，它反映了世界每天各个领域的无穷变化，世界每天都在发生新闻。一个很不聪明的人，如果他每天多看几种有代表性的报纸，日子长了，他肯定会逐渐聪明起来，成为饱学之士。再加上多看看书，把世界日常变化串联起来，加以分析、比较、研究，此人一定前途无量。

　　那么，媒体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媒体是传递最新信息的工具，是传播知识的工具，是沟通人们思想的工具，是对社会进行舆论监督、舆论对话的工具，是商业广告的工具，是供人消遣娱乐的工具。总之，目前我们处于信息时代，媒体是沟通信息的工具，它包括了以上所有的东西。

　　记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有这样一句话：“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据我所知，您是当时的在场者，您现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呢？

　　甘惜分：这次讲话的时间是1948年4月，现已记不清楚毛泽东是否说过这样果断的话。毛选是建国初期一群秀才编辑的，每篇文稿都经过毛亲自审核同意。因此这几句话可以认为是毛认同的。

　　毛选第四卷的发行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我看到这本书时，翻到我曾经亲身参与的那次谈话记录，发现已不同于当初的原样，对上面提到的那段话，反复咀嚼，总觉得不太完备。毛泽东论述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只讲了一个方面，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这一方面。他忽略了另一方面，即反映人民意志这一面。我想应加上一句：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还在于反映人民的舆论，把来自人民的意志集中起来，形成一支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社会前进。

　　我的这点想法当时只能隐藏在心中，不能公开批评毛泽东。到了“文革”结束，1979年中国社科院召开建国三十周年讨论会，我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说明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对人民的忽视。想不到过了十年之后，1988年在太原的一次新闻讨论会上，我第二次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党政领导部门再也不要轻视人民情绪了，并加强新闻人民性的研究。我发言之后的第二天，竟受到四五位同志的反驳，他们认为毛主席一贯重视人民意志，提倡群众路线。我只觉得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还如此抱残守缺，竟不顾“文革”时代及其以前十年间党中央领导人不顾人民的实际愿望，干了多少蠢事！死了多少农村劳动力。我们的报纸和所有媒体反映了多少？说了几句真话？我们的媒体只顾自上而下传达，何曾反映真实情况？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掩盖昔日的错误！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比毛泽东高明，他在1948年对华北记者团说，记者能把人民的要求愿望、情绪、呼声反映出来，马列主义的记者就上了路了。

　　记者：是啊！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心中想，笔下写，都要一心为人民，而不只想着金钱、亲情，更不应该一心向上爬，拉帮结派，专门整人。媒体究竟怎样“为人民服务”？

　　甘惜分：说起来很可笑，我们不是喊叫了几十年“为人民服务”吗？不是每年都要召开无数次大小会议来研究如何“为人民服务”吗？看起来我们不少工作不符合人民利益。包括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有时热情朝天，其实际效果却相反。倒是有几位党外人士如梁漱溟、马寅初等，以及党内的勇敢人士像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邓子恢等等，他们以死力谏，心装人民，最后却被当权者残酷迫害。我们的记者、我们的媒体对人民了解多少？有些记者可能了解一些，但不敢大声呐喊。我们的新闻学可以说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可是我们的记者、编辑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点？

　　记者：您说的这些使我想起您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报纸是人民的朋友和向导”。我反复琢磨：“向导”是何意？

　　甘惜分：有朋友不同意用“向导”这个词，认为报道消息和发表评论，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向导”就有点教训人的意味，不妥。我认为，任何报纸都是为了影响读者的思想而创办的，世界上不存在不带任何思想倾向的报纸。办报纸的人总是某一阶级或者某一利益集团中的先进分子，他办报纸总是为了要使自己的思想影响千百万读者的头脑。

　　无论是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一概如此。这种“思想影响”就是“向导”。报纸编辑部的人员也应该是这样一种角色，其中的先进分子很自觉地担负着这样一种角色。我们是代表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阶级办报，尤其要明了自己的职责。我们要以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的思想去影响人民，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向导者。这不是说我们队伍的成员个个都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我们之中有些人也许还不如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以我们还要学习，要不断地边干边学，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引导读者。

　　记者：新闻界有些人缺乏思想深度，看问题表面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有偏见，这也是现在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必要性，编辑记者怎样在实践中加强学习呢？

　　甘惜分：我的这些话也许有的同志认为太保守了。不！我的思想还相当超前。马克思的崇高理想最终必将实现，历史会做出最后的裁决。

　　说到学习，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人：周恩来总理。他的一生告诫我们要学到老，工作到老，改造到老。改造，包括自我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监督改造。这其中包括了报纸以及所有媒体对社会的监督作用。我们的记者编辑们也许从个人说有待于自我改造，但我们的报纸就其整体来说应站在时代前列，对社会进行监督，进行改造，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克服他们的消极因素，鼓舞人民天天向上，而不是思想消沉向下，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我们的媒体最可怕的是迎合落后群众的趣味，刊载一些庸俗文字和图片。这种东西拥有很多读者，是迎合，而不是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