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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惜分受访赠诗词:“问君哪得思如涌,俯耳听潮自有声”
2016年01月21日 11:43 来源:人民网 作者:王永亮 陈朝冰 字号

内容摘要:甘惜分,1916年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21岁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又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和晋西党校担任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日本投降后,调任新华社记者和编辑,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副教授,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合并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该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三十年》等,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曾数次获奖。

关键词:甘惜分;总分社;新闻理论;修正主义;舆论

作者简介:

    甘惜分:俯身听潮自有声

 

  故事:

  这样辩来辩去,辩了四个多月啊。那时,几个老同志都不在学校了,一些原来支持我的同志怕惹是生非,不吭气了,个别人举手宣布“起义”,投降了。我剩下孤家寡人,舌战群儒啊。那时候,全国都在反右倾,反修正主义,我却敢为右倾修正主义翻案。听说他们向北京市市委打报告,要给我扣上“右派”的帽子,没有被批准,但是“修正主义”这个帽子是戴上了。

  观察:

  比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老舍、吴晗、邓拓……这些人物来,我受的屈辱算得了什么,让历史来审判吧,凡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建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独立与自由。一个人,一个学者,也需要独立与自由。没有独立与自由,就没有称得上学术的学术。这是我几十年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教训。

  论点:

  中国自己有百多年的新闻历史,积累了极大丰富的正反面的经验,把这些历史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就可以上升为理论。

  个人简历:

  甘惜分,1916年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21岁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又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和晋西党校担任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日本投降后,调任新华社记者和编辑,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副教授,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合并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该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三十年》等,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曾数次获奖。

  甘惜分:俯身听潮自有声

  我们两人分别攻读新闻学硕士、博士学位,多年来对甘惜分的治学精神深怀敬意,我们看到今年第二期《新闻爱好者》杂志上发表了他赠与青年编辑、记者的诗词:“劝君登高向远眺,江河奔流启汝思”、“问君哪得思如涌,俯身听潮自有声。”直到2003年3月5日,北京一个初春的日子,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心仪已久的甘惜分。按响甘老住所门铃的一刹那,我们还在猜测着这位新中国新闻理论界老人的音容笑貌。很快,甘老开门出来,看着他那略显清瘦却又神采奕奕的脸庞,感受着他那握手时的劲力和热烈,我们难以相信他是一位87岁的老人。

  甘老把我们拉进客厅,客厅的三面都被高高的书架围拥着,上面分门别类地放着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著作,一个古朴的木书柜中存放着整套的线装本二十四史。三面的书架使得原本就不大的客厅显得更加狭窄。放眼望向窗外,正在吐绿的白杨树让人的精神为之振奋。

  以笔代枪,在战争中成长

  陈朝冰:您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动荡不安的时候。您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投入到进步运动中去,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甘惜分:我小时侯家里很穷,我出生在一个破庙里,三岁时父母双亡,受兄长培养,饱经磨难,能上学是偶然的机会。我上了初中之后就没有继续上学了,我初中毕业是1932年,然后当了两年小学教员。就是这几年当中,抗日高潮汹涌,我当时的几个朋友,还有我的一个表哥,都是革命者,在他们的帮助下,加上我自己对旧社会不满的情绪,很快接受了上海以邹韬奋为首的那一些进步文化人士的影响。经常读他们办的杂志《生活》周刊、《大众生活》、《新生》、《读书生活》,我当时做教员的工资基本上都到书店去了,思想处在急剧变化之中。 “一二、九运动”我也参加了,那时我短期在成都。不过我很快就回到家乡从事我的职业,我没有在省城呆下去。我们那个县还没有地下党,我到处找不到地下党。我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人。现在的中共邻水县委都承认我那时的工作是邻水县后来重新建党的基础。

  王永亮:抗日战争时期,您进入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当时您才20出头,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能否请您谈谈在那个时期的一些事情?

  甘惜分:1938年我去了延安,五月在抗日军政大学入党,后调到政治教员训练队, 这个队有几十个人。到了1938年秋,这个队就转到中央马列学院,我分配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学习《资本论》。那个时候的延安是个农业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也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论》没学懂,死啃书本。不过我从资本论里学习了马克思的辨证法,这是一大收获。1939年夏秋之交,抗大搬到敌后作战略大转移。敌后很需要干部,我又从马列学院调出,调到抗大。   

  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一万多人的队伍,过黄河经晋西北,到达晋察冀边区。这时八路军一二0师正好从冀中平原回来,也在晋察冀边区。一二0师师长贺龙将军向抗大校长罗瑞卿要求从抗大教师中抽调两位到一二0师去当教员,帮助他们培养高级干部的理论知识,我和另一位同志就这样到了一二0师当政治教员了。一二0师师长贺龙将军、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参谋长周士第这四大首长都一起出来欢迎我们,这真是受宠若惊。根据关向应的指示,立即开办一个高级干部研究班,培训团、营以上的干部。中心目标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干部的头脑,主要教材是《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特别是书中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要把哲学原理和社会发展史分开讲授。这个任务对我这个初出学校的青年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讲课的对象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干部,他们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而我们不过是只具一点书本知识的小青年。但上级决心不能违反,我们立即全力以赴备课和上课。当时正是战斗紧急时期,驻地不断转移,一有间隙就上课,我们初尝八路军战斗作风的艰苦。我的课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在延安听中央负责人的讲话和读的书,这时都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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