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颖春

　　历史经验表明，混合所有制既非新生事物，也非灵丹妙药。国资改革的初衷，必须着眼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国资改革的关键，是建立真正的现代公司制度，让公司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因此，要谨防此轮国资改革，穿上的还是混合所有制的旧鞋，走的还是以往的老路。

　　纵观历史，以股权混合为特征的国资改革，在中国也有百余年历史。1949年以后开始的公私合营，也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尝试。

　　混合所有制这一提法被正式提出，是在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中。近几年国资委倡导的股权多元化，本质上讲也是混合所有制。现在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中，只要有国资持股的，都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因此，混合所有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改革历史告诉我们，这些改革并非灵丹妙药，它并没有让混合上升到融合的高度。1997年提出混合所有制后，确实有不少民间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能源、铁路等核心垄断领域，民资尝试进入的结果，大多以被收编或退出收场，玻璃门始终横亘。

　　时间轮盘转入2014，在这个国资改革被举国热议的年度，如何让历史上来来回回的混合所有制不再反复？这不但考验改革者的决心，更考验改革者的智慧。观察人士认为，只有做到以下几点，才能让国资和民资，由混合进入到更加深化的融合阶段：

　　首先，改革不能从国资本位出发。不能修铁路缺钱，就引入民资进入铁路领域；需要布局加油站，就吸引民资进入加油站领域。国资改革，决不能将民间资本当成国有资本的提款机。

　　国资改革的目标必须着眼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混合所有制的关键，是要让民资拥有对产权的最终处置权，说白了就是决策权，为保证这一目标实现，必须建立现代的公司治理制度，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让民资在董事会里拥有真正的决策权。

　　其次，如果此轮混合所有制改革，只是为了让民资作为财务投资人获取收益权，其改革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因为做财务投资，民资大可选择证券或理财产品，不仅收益率更确定，资本进退也更方便。而投资国资，除了收益不确定外，还面临一系列管理、法律和政策上的风险。

　　因此，此轮国资改革，改革者必须要适时放弃控股思维，允许民资在一些关键领域相对或绝对控股，并通过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制度体现出资人地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再好的梧桐树都很难引来好的凤凰。

　　第三，在外部环境上，要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独立司法体系，保证出资人作为股东所拥有的一切合法权益。各地国资部门要彻底由管企业变为管资本，让不同资本通过市场自由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