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了一千数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是一种官吏选拔制度，也是社会精英的筛选制度，不仅对其间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至关重大的影响，对家族、社会乃至官府的经济，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面高昂的科举考试费用，大多数贫寒士人及其家庭耗尽家财仍难堪重负，不得不改弦易辙，导致满腹经纶无以报效国家，也摧毁了无数的家庭。于是出现了贫寒士人家族和社会经济组织乃至官府部分官吏的救助，帮助寒士们顺利通过考试，扶持贫寒士人渡过一时的经济难关。

　　高昂的科举考试费用

　　如同人们常常说的“台上五分钟，台下十年功”一样，一位读书人从破蒙入塾读书到应试，前后要花费数十年之功，其间所需费用，简直无法统计。而仅参加考试一项所需费用，亦不知凡几。更有甚者，屡试不中，其家之倾家荡产之窘状，不难想见。

　　古代社会因为没有建立起公共教育制度，不太富裕的家庭欲子弟读书、中举、入仕，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体。由于大多数家庭并不宽裕，他们将全家的希望都放在准备入试者一举成名上，因而经济能力十分脆弱，经不起风吹浪打甚至是小小的颠簸。如果入试者一帆风顺倒也是全家的福音，如果科场不顺，乃至屡试不中，这个家庭就面临着倾覆的危险。

　　士人读书的费用因为持续时间太长，难以一一列举。而应试的费用应该说是可以大致摸清楚的。应试的费用，大致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赶考费用。如果是参加童试和乡试，赶考费用尚不是太昂贵，各个家庭大多可以承受。但是，如果是“鸿鹄振羽翮，翻飞入帝乡”，参加乡试第二年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其赶考的费用则不是一笔小数目。大中四年（850年），赴举者刘蜕曾在一篇文章中诉说了赴举的辛酸：“家在九曲之南，去长安近四千里。膝下无怡怡之助，四海无强大之亲。日行六十里，用半岁为往来程，岁须三月侍亲左右，又留二月为乞假衣食于道路。……况有疾病寒暑风雨之不可期者，杂处一岁之中哉！是风雨生白发，田园变荒芜。”[1]刘蜕所说的“半岁为往来程”，虽然诉说了赶考的辛酸，也吐露了其间巨大的经济压力。半年间不仅收入全无，还有旅途车马费、旅店费、饮食等盘缠，是一笔大开支。

　　有一些经济困难者试图徒步赴试，当然饱尝旅途艰辛。武德中，在李义琛、李义琰、李上德同应进士举，因家贫买驴，乃三人“共有一驴赴京。次潼关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贫，辞以客多不纳，进退无所舍，徒倚门傍”。[2]元和中，闽地寒士周匡物“以家贫，徒步应举，落魄风尘，怀刺不遇。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3]这样一些无法筹足盘缠的赴试者，一定不在少数。

　　宋代以后就很少有对士人盘缠匮乏的记载，这是因为宋后官府救助贫苦赴试者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寒士们的赶考费用问题已经解决了。《儒林外史》对范进准备应乡试筹经费之事有非常精彩的描绘。范进进学后的第二年六月间，一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范进因没有盘费，走去同丈人商议，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你问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都把与你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风！”[4]可见，乡试还是有很大花销的。

　　二是考试费用。学生考试用的每套试卷都不是免费的，都由考生支付。如在仁怀厅，童试第一场试卷收费1050文，武童试试卷为2100文。考生中榜，需向教官以及他们考试作保的廪生纳规费。这种纳规费视家庭经济状况不同而不同，家道殷实的生员每项纳银七八十两，家资颇为一般者亦需纳银二三十两。有钱的武生员需纳百余两，较贫者也在六七十两之数。[5]——这是科场的潜规则，“违规”遭人讥笑、被人瞧不起倒也罢了，关键是会影响到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