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内阁虽然确立“不扩大方针”，但自日本经营南满以来，维护“满蒙权益”成为历届政府、军部海外扩张及处理国际事务的压倒性决策要素，驱动决策层势必迎合军部和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径，推动日本走向扩大战争。同时，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日本国内军权膨胀，军权蔑视政权、军权凌驾政权的军国体制日臻完备，自下而上的“国家改造”运动，又从下层社会煽起“军国热”和“排外热”，加之“财阀转向”，主动投向军国主义怀抱，形成“军财一体”，终使日本完成举国一致、趋同侵华国策的异变过程。

　　关 键 词：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国策/协调派/扩大派

　　作者简介：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是实施大陆政策的关键步骤。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则是日本彻底落实大陆政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①日本学界也有“十五年战争说”，承认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②但是，同样有相当数量的论著把研究视角放在“协调派”和“扩大派”的纷争上，③片面强调“协调派”的“不扩大方针”，以及为避免战争付出的诸多“努力”，甚至人为放大两派之间的矛盾，由此客观上出现为日本政府开脱侵华责任的“独走论”和“偶发说”。

　　如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记述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关东军在今沈阳郊外的柳条湖爆破了满铁线路……政府和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但是关东军占领了全满洲的主要部分，（日本）政府予以追认。”④2010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的《日方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是：“1931年9月18日，奉天郊外的柳条湖满铁线路被爆破，是以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为首的谋略……他们在满洲的武力发动，也展开了反政府及陆军指导部基本方针的行动”，“9月19日，若槻礼次郎内阁决定了不扩大方针，但陆军指导部容忍关东军的行动，要求政府对朝鲜驻军的越境，不视为违背不扩大方针”。⑤

　　日本主流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往往与上述论述模式类同。即：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部分军官的擅自行动（独走论）→政府采取不扩大方针→军部为关东军行动转圜→政府追认、承认伪满洲国。对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几乎也是同样的叙述模式：“不明枪声”→驻华北日军发动武力（偶发说）→政府及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政府决定出兵→走向战争。

　　九一八事变虽已过去80年，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据《读卖新闻》2005年民意调查，日本国内承认对外发动的所有战争属于侵略战争的为34.2％，另有33.9％的人认为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对美国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⑥因此，在探讨战争责任问题搁置至今的原因时，不能忽略日本部分学术研究的影响。特别是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以微观研究或实证研究为名，忽略宏观性的俯瞰和把握，“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⑦落入“无构造历史观”的窠臼，从而扭曲历史的本来面目。加上原本就没有战争反省意识的日本政界及右翼团体推波助澜，以及媒体、文化、教育各界潜移默化，日本民众的注意力自然被引入日本“并非好战”、“没有领土要求”、“除了战争，没有其他任何出路”的狭小甬道。这为彻底厘清日本的战争责任，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投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

　　根据历史的微观考证，九一八事变确实是石原、板垣等关东军幕僚军官首谋发动，日本政府最初确实出台了“不扩大方针”。但随后日本政府、军部、外交机构、财阀，乃至昭和天皇均旗帜鲜明地支持驻外军队的侵略行为，甚至不惜冲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最后退出国联，承认伪满洲国，从而揭开十五年战争的序幕。换言之，正是九一八事变，迅速统一了日本朝野上下先吞并中国东北，再染指华北，最后侵略中国大陆的基本国策。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协调派”与“扩大派”的内在异同，揭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趋同化的历史过程，评析日本社会自上而下的军权膨胀及自下而上的“国家改造”运动的作用力，以及“财阀转向”、“军财一体”的影响力等，进而剖析日本法西斯军事独裁体制逐步完备的诸多因素，并从另一个侧面透视“独走论”和“偶发说”的历史失真。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