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宝珍，河南大学日本研究所。

　　明治初期，日本吸取西方文化，迅速形成“文明开化”之浪潮。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导源于江户时代(1600~1868年)中后期兰学的勃兴以及幕未洋学[1]的发展。

　　兰学是指日本在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人或者荷兰语移植、研究的西洋学术的总称，也包括来到中国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所编著井传到日本的汉文西洋学术著作。但兰学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出现，则是在18世纪后期以前野良洋、杉田玄白等人转译荷兰译本的解剖书——《解体新书》的出版为标志的。他们直接以兰书为媒介，开辟了真正研究、移植西洋学术之路。杉田玄白在其回想录《兰学事始》中写道：他们把翻译这本医学著作视为从事新学问的“创业”，并将其所从事的学问研究称为“兰学’。[2]

　　“兰学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医学、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博物学、物理学、化学、兵学、炮术学等各种科学知识。本文从兰学的产生、发展及对日本历史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考察其历史作用。

　　一、 兰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从兰学在日本传播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来看，首先是锁国前南蛮学的传播，为后来日本吸取西洋文化揭开了序幕。

　　日本与西方的接触始于16世纪中叶。1543年葡萄牙船只漂流到种子岛，传来了枪炮，这是西洋物质文明的最初输人。时隔6年，1549年耶稣会教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年)来到鹿儿岛从事传教活动，这是西方精神文明输入日本的开始。此后，到宽永[3]锁国，大约100年间，西班牙、葡萄牙等所谓南蛮人[4]通过贸易和传教活动，将西洋物质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传到日本，当时被称作“南蛮学”。伴随着贸易所传来的主要是西洋的生产技术，如枪炮的制造以及造船术、航海术等等。随着天主教而传人的南蛮学，包括文化教育、语言、哲学、天文、历法、地理、医学等，特别是作为传教活动中心势力的耶稣会，致力于文化教育，并从事医疗和慈善事业，设立了一些教化设施，各种欧洲学术也随之传人进来。需要指出的是，教会传播这些西洋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民众便于传教，不仅枪炮制造技术、航海术、地理等西方科学吸引了日本人，而且有关欧洲日常生活方面的服饰、饮食、娱乐等物质文化也对当时的日本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许多人以此为动机而信仰天主教。由于传教士大力进行传教活动，使教会势力在日本得到迅速发展，不仅深入民间，还渗入到大名、武士阶层。由于它所宣扬的是“上帝高于一切”，因而对上帝的信仰必然超越对日本幕府将军的“忠诚”，并且提出了“人类平等”的思想。这与日本幕府所推崇的君臣父子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格格不入，威胁着日本封建统治的稳定。另外，日本统治者还感到信仰天主教的西方国家，对日本抱有领土野心，因此，幕府相继实行了严厉的禁教政策，并对教徒实行了残酷镇压。到17世纪中叶，德川幕府先后5次(1633-1639年)颁布“锁国令”，实行了严格的“锁国政策”。

　　幕府的禁教锁国，也阻止了南蛮文化的传播。作为禁教政策的一环，1630年幕府颁布禁书令，1685年又发布“贞享严令”，使西洋书籍的输人几乎成为不可能，从而阻塞了正常输人国际文化的渠道。因此，传播近百年的南蛮文化，基本上没有留下显著的影响，大部分随着锁国而消失，这不单是日本统治者镇压的结果，而且还由于南蛮文化的传人不是出于日本人自发的要求。而是作为贸易、传教的手段带来的，同时，日本自身也还不具备输人和吸收西方文化的条件。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南蛮学作为日本吸收西洋夫化的初次尝试，具有不可否认的意义，同时，日本的门户向世界敞开，尽管是一时的，却扩大了日本人的视野。另外，南蛮文化本身虽然带有许多中世纪的宗教色彩，但它至少比当时日本的学术水平要高得多，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后来日本近世科学文化的发展。对于民生有用的一部分南蛮科学技术，在统治者的镇压下，仍顽固地存在着，为元禄(1688-1703年)前后建立在商品经济显著发展基础上的“实学”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后来西洋文化的再次输人即兰学的兴起做了准备。

　　先进科学文化的移植，需要一定的科学土壤，而日本自身科学文化的发展，为后来兰学的勃兴奠定了基础，这是兰学产生的第二个条件。

　　日本的科学文化是在长期接受古代亚洲，特别是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而发展的。从战国时期，[5]日本的社会生产就开始发展，尤其是到了17世纪以后，随着幕藩体制的确立，国内出现了长期统一的和平局面，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并带动了手工业、矿业以及商业、城市、交通等的发展。在国内经济空前发展的基础上，产业技术不断发达，促进了日本独自技术学的产生。同时，对一些有用的技术、经验、知识加以整理、记述形成经验科学。当时，日本把技术学和经验学称之为实学。在兰学勃兴前的元禄—享保期(1688-1735年)，以农学为首的矿业、手工业等产业技术之学和天文、历法、和算、本草、医学、地理等经验科学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这样，为日本近代科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兰学产生的第三个条件是儒学自然观的克服，它为兰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前提。

　　德川时期，在思想界古统治地位的是儒学中的朱子学，它认为作为经典的四书五经以及根据朱注对经典所做的解释具有绝对的权威，并用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把作为自然法则的“天道”和用于人伦规范的“人道”看作同一原理，认为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万古不变的，并把对自然的研究也纳人其思想体系的支配之下。显然，这同西方实证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是不相容的，这样的儒学自然观阻碍着系统的西洋学术的移植和研究。

　　儒学者对西洋学术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拿中国的古文献与其相对照，只承认那些与古文献不相矛盾或者具有妥协可能的部分(如向井元升的《乾坤辩说》[6])，后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有些人虽然承认西洋学术的优秀性，然而却不能超越朱子学的自然观。

　　后来，古学派中的祖徕学，打破了朱子学“天人合一”的自然秩序观，从而使系统地移植、研究西洋学术成为可能。古学是在17世纪以来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环境中孕育而成的产物。元禄享保时期，商品经济不断发达，从而引起武士阶层的财政贫乏、农村分化、城市町人阶层的兴起，面对封建社会的现实矛盾，朱子学显得无能为力，不少朱子学者从现实生活中逐渐对朱子学产生怀疑，进而转变为朱子学的批判者，提倡古学，呼吁从孔孟的原著中去探索儒学的真意，试图直接根据儒学古典进行研究。古学派斥责朱子学对于经典所进行的思辩的解释，歪曲了古代圣人的真意，要对经典的内容进行客观的理解。特别是荻生祖徕，他认为由于“后世人不识古文辞，故以今言视古一言，圣人之道不明”，所以他强调：“当以识古言为要。欲识古言，非学古文辞不能也。”[7]因而他提倡用古文辞学来作为研究经典的方法。获生祖徕从这一立场对经典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儒学的本质不外是“先王之道”。所谓“先王之道”，是指经典中所记载的文物制度，它是作为圣人的古代先王治国平天下的作为。由于“先王之道”是古代先王作为的产物，因而不同于“天地自然之道”。[8]这样，就否定了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作是同一原理的朱子学思想，把儒学限定在作为统治术的政治学，而把不属于政治领域的对自然界的研究，从其思想体系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为系统的移植、研究西洋学术开辟了道路，为兰学在日本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思想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