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5年起至1937年，日本三度制定对华全面战争意义上的年度作战计划。通过广田内阁到近卫内阁，日本到1937年6月上旬建立起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战时体制”。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在成熟的国际条件和国内战争准备下，驻屯军选择战略地点卢沟桥制造了事变。就这样，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寻找时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详细]

“华北驻屯军”扩编后，进一步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1936年6月及9月，日军先后两次在北平西南的战略要地丰台挑起事端，最终于9月19日强占丰台，中国第29军原驻丰台部队被迫移至赵家庄一带驻防。据统计，1936年“华北驻屯军”进行了5次大规模演习，1937年1月至5月进行了3次大规模演习。自6月起，日军更是以夺取宛平县城和卢沟桥为目标，昼夜不断连续演习，北平局势日益紧张，中日之间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最终导致了七七事变的爆发。 [详细]

在卢沟桥事变起始的几个关键事件中，“士兵失踪”是远比“第一 枪”重要得多且更复杂得多的事件，这个事件到底包含着怎样的意义？曲家源指出：日军对“士兵失踪”一事前后态度不同，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曲家源：《对“一士兵失踪”的考证》，《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 [详细]

我国学者曲家源在其著作中总结了日方部分学者的类似观点：日军在演习时“遭到了据说是来自中国军队的枪弹射击”，进行反击从而爆发事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史桂芳表示，日本学者对所谓“第一枪之谜”的纠结，完全没有意义，因为这一枪是打响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有权进行正当的自卫。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才是最值得强调和反省的。（《“七七事变”80周年记：还原历史细节 镌刻民族记忆》） [详细]

香月清司和宋哲元会面，是因为驻屯军“兵力单薄，需要拖延时间，等待增援部队到达”。就在宋哲元拜访香月清司的7月18日，日本军部声称要“膺惩”第29军，至9月25日驻屯军对平津地区第29军完成包围态势。今井武夫宣称：至此，对华开战的准备已经完成，“其发动仅仅是时间问题”。（张皓：《香月清司与卢沟桥事变的扩大》，《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 [详细]

为了贯彻1937年度日军侵华作战计划，便于侵华日军各兵团制定具体作战方案，日本陆军参谋部又发出《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具体规定日本陆军在华北方面作战的作战要领，到这个时候，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经箭在弦上。于是，日本再次采用“制造借口”的惯用伎俩，挑起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发动。（黄一兵：《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战略》，《光明日报》2015年8月17日，第2版）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