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为什么在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偶然还是必然？值得高度关注。分裂华北吞并中国、独霸远东，是日本的既定国策。自1935年起至1937年，日本三度拟定实施“北支明朗化”的处理要纲，三度制定对华全面战争意义上的年度作战计划；在之前和期间，拟定占领中国各地的计划。有了作战计划和占领计划，日本还需要准备和寻找时机。通过广田内阁到近卫内阁，日本到1937年6月上旬建立起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战时体制”。同时，德国的崛起和《日德反共协定》的签订，使苏联被德国牵制住；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使英法等列强被牵制住而无暇顾及远东，日本动手的国际时机成熟。在此过程中，日本逼迫国民政府接受广田三原则，企图不战而亡中国；中国统一进程和抗战准备，使日本如坐针毡。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在成熟的国际条件和国内战争准备下，驻屯军选择战略地点卢沟桥制造了事变。就这样，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寻找时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关 键 词：七七事变/“北支明朗化”/“准战时体制”/日本驻屯军

　　作者简介：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15年8月25日，新华社指出：“裕仁天皇在位时指挥策划日本相继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政府即内阁在侵略战争期间，扮演着军国主义意志代表的角色，直接策划了侵略战争战略，推动了战争机器运转。”①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声称：“这对天皇陛下非常失礼，有损天皇名誉。”②如果菅义伟对那段历史愚昧无知，奉劝他去拜读美国历史学家戴维·贝尔加米尼(David Bergamini)所著《日本天皇的阴谋》(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一书。在国民政府当初拟定的日本战犯名单上，裕仁名列榜首，可惜由于麦克阿瑟要利用裕仁占领日本而不追究其战犯罪责，蒋介石追随美国政策而将裕仁名字抹去；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人民就不追究裕仁的战争罪责。多年来，日本总有一些人否认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真相，并称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日本虽想并吞中国，但无具体作战计划。尽管学术界已有相当的研究③，但是笔者觉得在日本制定什么样的计划，按照什么样的步骤，选择什么样的时机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问题上，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究，以正视听。

　　一、“北支明朗化”与年度作战计划：分裂中国与发动战争的方案

　　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1935年8月出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石原莞尔声称：“我陆海军虽有作战计划，但无战争计划。”④日本军部声称，1937年“发生支那事变那样大规模的全面战争”，日本“事先并无相应战争计划”⑤。1937年6月4日出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在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后宣称：“日本根本不想侵占中国领土。如果像中国所称日本企图侵占领土的话，那么华北全部中国领土完全早已被帝国军队占领。”并强调：“日本根本没有侵占他国领土的计划。”⑥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日本有无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侵占中国领土的计划？为何不早日发动？

　　这些问题可以从日本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划时代文件《关于对支那的政策》说起。1933年5月，国民政府妥协地签订《塘沽协定》，导致华北门户洞开，日本天皇裕仁的南进野心也愈益明显⑦。在此背景下，外务、陆军、海军三省1934年12月7日商定《关于对支那的政策》，宣称：采取“逐步追求”的措施，不仅使中国“以我国为中心，实行日‘满’支三国‘提携共助’”，而且使中国“成为我国确保东亚和平方针的追随者”；迫使中国“只能接近我国的有力手段”是“扩张我国在支那的经济权益”，本质是“实际上奠定我国在支那强固的经济地位”以确保“控制支那”。文件进而宣称：国民政府能否存在，取决于它“是否有诚意打开日支关系”，否则日本“即将其赶进不能存在的最后境地”；对于“北支”即华北，要逐步创造使之“从南京政权统治下分离出来的形势”⑧。裕仁对此批示：“当前把南京政府对华北政权的影响削弱到最低限度，是十分可取的。”他指令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侵占华北的方案，“准备对中国开战”⑨。为此，日本军部先在驻屯军两个大队的基础上增派一个混成旅团⑩。外相广田弘毅对元老西园寺公望称：可以预料1935年夏“在华北将出现一场炫耀武力的游戏”(11)！

　　这场“游戏”由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北平武官辅佐官高桥坦策划。他们声称，两名亲日分子胡恩溥、白逾桓1935年5月2、3日被暗杀是蓝衣社所为。6月6日，日本政府宣布《北支交涉问题处理要纲》，宣称以此为契机将蒋介石嫡系部队、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国民党党部等从华北驱逐出去，实现其“分离”华北的第一步(12)；裕仁和闲院宫参谋总长向驻屯军、关东军下达做好战斗准备的命令，负责对华作战的日本联合舰队第3舰队也做好战斗准备。6月10日，蒋介石妥协，接受《何梅协定》。日本的第一步实现，裕仁进而“希望利用这个协定把华北分裂成几个自治区，每个区由听命于东京的傀儡政权治理。然后通过日本的经济顾问和军事顾问的渗透，华北的中国劳工、原料和铁路将被并入全面的‘日本帝国防务体制’之中”(13)。

　　于是，日本开始走“分离”华北五省的第二步即“自治”。8月，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宣称计划“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将日‘满’与华北引向亲善状态”(14)。9月24日，他对日本记者宣称：“必须指导亲日反苏的北支五省成立自治联合体。”(15)11月3日，“驻满大使”南次郎提出：“北支工作最终目的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将北支各省从南京政权中完全分离而独立出来。”(16)12月，关东军强调“分离北支”的目的是“使国民党政权沦为长江一带的一个地方政权”或者崩溃(17)。其间，高桥是清藏相，对西园寺公望称：广田弘毅外相“向我说明了我们的华北计划。现在看来战争准备工作正在秘密进行”(18)。蒋介石尽管认识到这些就是日本的“对华基点宣言”，“非并吞中华、消灭我民族，决不能厌其野心与兽欲也”(19)，但是妥协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希望通过它缓冲一下。日本认为其第二步实现了半步，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暂时表示满意，认为该机构的成立以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笼，“是将来走上‘华北五省政治分离独立的途径’”(20)。

　　1936年1月13日，日本军部颁布《北支处理要纲》(第一次)，下达给驻屯军，内容有：一，明确宣称华北“明朗化”是“以北支民众为中心，援助其实行‘自治’”，实现“北支民众的安居乐业”，并调整“北支与日‘满’两国的关系”。指明目前华北“自治”区域是冀察绥鲁晋五省和平津两市，“不能为扩大‘自治’地域而焦虑”。实施华北五省二市“明朗化”的步骤是，首先“逐步实现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促使其他三省与之合流”。其二，由驻屯军司令官负责完成华北“明朗化”，“关东军及北支各机关予以协助，其他在支各武官、特别是大使馆武官和驻南京的武官要予以策应。”这些机关在实施华北“明朗化”时“应适宜地同外务省、海军省派驻当地官员秘密联系”。其三，以“共存共荣”为原则，首先“指导”冀察政务委员会完成冀察两省和平津二市的“自治”，“指导”重点“放在财政经济特别是金融、军事和一般民众方面”，为此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和中国军队第29军派出顾问。为了切实“指导”冀察政务委员会和统辖所派顾问，须在北平成立特务机关，在驻屯军司令官指导下工作(21)。北平特务机关于3月成立，先由松室孝良任机关长，后由松井久太郎担任。此外还成立社长由十河信二担任的兴中公司，“以此为中心开始日支合作，以冀察政务委员会为对手展开工作”(22)。

　　为了实施华北“明朗化”，2月25日裕仁“批准了扩充在华北的天津驻屯军的指挥机构的要求，以使它能立足于战争”(23)。4月，裕仁将驻屯军司令官升级为“亲补”，以田代皖一郎出任；批准驻屯军兵力由1771名增至5774名，并在丰台建立新的驻屯基地(24)。6月上旬完成此次调兵和部署：驻屯军司令部及直辖部队、第2联队驻扎天津，步兵旅团司令部及第1联队主力驻扎于北平和丰台，其他部队分布于塘沽、滦州、山海关、秦皇岛等地(25)。石原莞尔承认：“这次大规模调兵是进攻中国的开端”(26)。蒋介石指出：“今倭于华北驻兵，增足一旅，则我北平乃为彼无形占领。”他认识到：“其增兵华北，取包围北平之势，丰台、廊房、通州亦将驻兵，其必一面威逼宋哲元，一面要求与之订立防共协定乎？”(27)

　　8月7日，日本政府通过《帝国外交方针》规定了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以“庄严的态度和公正的措施”，一方面“诱导支那中央及地方政权不得不改变对日态度，力求实现以共存共荣为基调的日支提携”，一方面“使北支成为日‘满’两国经济上、文化上的融合与合作的特殊地区，成为日‘满’支共同防御苏俄扩张的特殊地域”(28)。总之，日本要求国民政府与其“提携”，并使华北成为“反共亲日‘满’”及其“获取国防资源及扩充交通设施”的“特殊地域”(29)。

　　依据这一政策，日本军部8月11日制订《第二次北支处理要纲》，将“北支自治”改为“北支分治”，声称为了“防备苏联的侵犯”，“为了获取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施”和早日奠定日“满”华三国“提携互助的基础”，要在华北“建设起巩固的防共亲日‘满’的地带”(30)。这个纲要的实质“是以全部华北五省为目标，企图达到事实上的分离，更指出对冀察政权及冀东自治政府的指导方针，还分别规定了对山东、山西及绥远三省的地方政权的指导方针，其目的在于完成华北五省的分治政治及开发经济”(31)。后来史家指出，此要纲出笼后，日本政府在9月8日至12月3日对华谈判中逼迫蒋介石订立“对俄之军事同盟”和“承认华北五省之势力”(32)。

　　1937年到来之际，日本政府再次研究对华政策。1月20日，参谋本部制定《关于对支政策对于陆军省的意见》，声称：以“贯彻帝国内部全面革新政治”、“在日‘满’范围内完成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期完成战争准备”为前提，谋求“日支国交”，实现“互助共荣之目的”。依此方针，以“公正态度”对待“支那之统一运动”，“不再进行北支分支工作”，但在内蒙要以“亲日‘满’为基调”，“力求加强‘自治’”。如果中国对此不予热切回应以“调整日支关系”，则日本“的确到了万不得已之时”“给予致命的痛击”(33)。

　　2月24日，日本外务省制定《第三次北支处理要纲》。4月16日，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四相会议通过《对支实施的策略》及《北支指导方策》。前者宣称，对国民政府，要“继续进行去年在南京进行的日支交涉”，解决一系列悬案，促使南京政权放弃“容共及依赖欧美的政策”，实现“日‘满’支提携共助”。对华北，重弹《第二次北支处理要纲》的调子，再次强调使华北成为日、“满”、华“防共地带”和日本“获取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施”的地区(34)。后者即《第三次北支处理要纲》，同《第二次北支处理要纲》相比，显得更加深沉。为了避免中国和欧美认为日本“有使北支独立的企图”，它不再提“北支分治”。但是，它也重弹了《第二次北支处理要纲》的调子，并重申要“指导”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形成明朗的地区”，“指导”晋鲁绥三省“与日本帝国的连带关系更加紧密”(35)。

　　重光葵承认：“陆海军统帅部每年制订对假想敌国的作战计划，且每到年度末上奏天皇请其裁决，秘密决定了这一年的作战准备。”(36)日本军部1934年末制定的《昭和十年度的对支作战计划》，规定以9个师团对华作战：以2个军5个师团(根据情况合并组成1个方面军)对平津地区和山东作战；以1个军3个师团对华中(包括华东)作战，攻取华北方面的军队沿平汉线南下汉口配合作战；以1个师团对华南作战(37)。

　　在1935年下半年推行华北五省“自治”时，日本军部又制定《昭和十一年度的对支作战计划》，基本上与上一年度相同，只是取消了对汉口的纵深作战，因为考虑到要对苏联备战，还不能“对支进行全面战争”(38)。1936年6月，日本军部进而拟定《帝国国防方针》，规定陆军以苏联为第一假想敌国进行备战，海军以美国为第一假想敌国进行备战。8月7日，日本政府通过《基本国策纲要》，规定：以大陆政策、南进政策同时并举，“巩固国家基础”，“促进国运发展”，“使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东亚安定势力”。大陆政策的基本点是：“谋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完成并巩固日‘满’国防，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防范英美，实现日‘满’支三国的紧密提携，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南进政策的基本点是：“向南方海洋尤其是外南洋(即荷属印度尼西亚)发展，以谋求我民族经济的发展。”为此，陆军备战以针对苏联为核心，海军备战“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对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为核心(39)。

　　就在这个纲要出笼过程中，日本改变计划而决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部6月制定《用兵纲领》，8月制定《昭和十二年度的对支作战计划》，规定：其一，在指导原则上，“鉴于中国方面军备的改善和充实”，必须考虑对华全面作战，陆军作战要以“击败必要方面的敌军并占领诸要地为目的”，海军配合陆军作战。其二，用兵，从原计划9个师团增加到14个师团。华北方面，以原计划的5个师团为基本兵力，必要时“再增加3个师团，以适应对北支五省的作战”；华中方面，以原计划的1个军3个师团攻占上海，另以1个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两军策应攻占南京，确保占领宁沪杭三角地带；华南方面，仍以1个师团作战(40)。其三，在战术上，要“对中国主要城市的平民人口发动惩罚性的空中轰炸”(41)。参谋本部作战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崛场一雄称：拟定此计划时提出以陆军总数之半数约15个师团，“一举推进到黄河以北实施作战，在短期内结束”(42)。日本军部还制定《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特别规定了对华北的作战要领：成立“河北方面军”，由驻屯军和关东军、朝鲜军所派部队及日本国内所派部队组成，沿着平汉线、津浦线作战，“占领黄河以北诸要地”；必要时“向山西和绥东方面作战”(43)。

　　重光葵称：在制订1936年、1937年的对华战争计划时，陆军立足于对苏联的备战，海军则认为必须将对长江流域、尤其是对上海的作战纳入进去。由于双方意见分歧，“以致每次计划都赶不及年度末上奏天皇的期限。陆军采用了‘必要时得向上海出兵’的妥协建议，从而完成了上奏。”(44)虽然日军主要假想敌国是苏联和美国，也有与中美英苏四国同时作战的战略构想(45)，但是“军部的真正野心不单是华北，而是侵占整个中国”(46)，因此“始终把中国作为其假想敌国”，按此拟定年度作战计划(47)。后来基本上是按照1937年度作战计划执行的：日本政府7月10日决定，同时动员15个师团；“作战地域以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向”(48)。

　　日本不仅制定了作战计划，还制定了占领计划。早在1933年9月，参谋本部就制定了《支那占领地区统治方案》；驻屯军继之于1934年3月制定《北支地区占领统治计划》，这说明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三四年，日本“就明确计划要占领全中国，对于华北实施永久占领了”(49)。在一度打算于1936年下半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驻屯军于9月15日制订了《一九三六年度华北占领地区统治计划书》，规定如何以平汉线、津浦线、胶济线、平绥线、陇海线、正太线等干线为中心占领华北地区(50)。

　　七七事变发生后，“敌即调驻丰台驻军之全部围攻芦沟桥我守军吉星文团，同时按预定计划分三路侵我华北，第一路由关东军派遣铃木、酒井两混成旅团，经热河向北平北侧地区前进，第二路由朝鲜军派遣川岸之第二十师团入关，向北平南侧地区前进，第三路以平津驻屯军河边旅团为基干，在北平东侧地区，对北平包围攻击。另由敌国内派出板垣征四郎之第五师团，经朝鲜入关，会合敌海军而围攻天津塘沽。”“兵员计十万人以上。”(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