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前后维新派知识分子在西方近代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下, 开始从文明主体——国民——的角度探求挽救民族危机的新路径。他们从“力” 、“智”、“德”素质结构的角度塑造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国民新形象, 开启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但是, 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对西方文明认识的局限性,使得“新民”思想并没有深入到人的现代化的实质层面, 而是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征。

　　关键词：新民派知识分子;文明主体;国民性改造;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袁洪亮, 历史学博士,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沈成飞, 历史学博士,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近现代中国社会无疑处于民族发展史上最为剧烈的文明转型期, 民族新生之路的探索较为明显地体现在文化、体制、社会等层面上, 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而在文明更根本的层面上, 也即文明的主体———人(国民、公民等)———的层面上的探索因其复杂性、漫长性和主观性而往往彰而不显, 研究也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近代以来, 在国民素质(结构)的层面上探求中国文明转型的言论著作为数并不少, 在“国民性改造”的口号下, 众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多角度论证国民改造的必要性, 探求重塑国民的崭新结构和方法, 希望借此从根本上谋求民族的新生之路, 是为中国近代以来颇有影响的国民性改造思潮, 而构成其开端的正是“新民”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 洋务新政的破产和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从内外两个方面迫使这一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转换探索文明新生的视角, 以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主的近代知识分子以西方近代国民素质和形象为标准, 猛烈批判中国国民的种种所谓劣根性, 并进而塑造出“力德智”俱备的具有近代民族主义性质的“新民”模式, 希望以此挽救日趋严峻的民族危机, 实现国家的富强, 掀起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第一次高潮。

　　一、“中体西用”文明转换模式的危机与救国思路的转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 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京、列强割地索款等一系列事件大大深化了中国的民68 族危机, 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彻底认清了民族危亡的险恶局势, “呜乎! 观今日之世变, 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日渐加深的民族困境使得洋务派学习西方工业文明的“中体西用” 模式逐渐受到质疑和责难, 来自体制外的康梁维新派知识分子在近代西方社会有机体论等理论的启发下开始转换思路, 从文明主体———国民———的视角探究救国的有效路径。

　　甲午战后, 维新派知识分子发现洋务运动“徒靡巨款”却“无救危败”。开始时他们对此也是颇为疑惑, “此中大半, 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 而自吾人行之, 则淮橘为枳, 若存若亡, 不能实收其效者, 则又何也?”很快他们就找到了答案。在当时极为有限的西方近代社会知识的启迪下, 维新派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合系统, 洋务派固守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政治社会体制, 片面引进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 人为地把整体的文明转换机械地分割开来。这种变器不变道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逐末偏端”之举, 从根本上违反了文明发展整体转换的规律, 因此, 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洋务运动“变其甲不变其乙, 举其一而遗其二, 枝枝节节而为之, 逐未偏端而举之, 无其本原……必至无功”。

　　对西方近代社会有着多年的实际观察、对西方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理论有着透彻理解的严复娴熟地运用西方近代“社会有机体”理论提出了救国的崭新路径。他指出, 要研究一个事物整体的状况, 必须先考察构成该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状况。国家如一生物体, 个人则为其中一细胞, 生物体的强弱优劣取决于各个细胞的强弱优劣。国家既然是由“民”构成的, 那么“民”自身的素质就决定着国家的强弱盛衰, “国之见重于人也, 亦不视其国土之大小, 人口之众寡, 而视其国民之品格。”国民程度低则国必弱, 正所谓“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 而国犹能立者”。反之, 国民文明程度高, 则国必强, “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 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 譬犹褥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 虽其度忽落, 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矣。”

　　这就体现了救国思路的根本转变。维新派知识分子把关注的视角从文明的客体———器物、制度转向文明的主体———国民(人)素质, 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国民素质对于国家强盛的决定作用。正是这种救国思路的转变使年轻的陈独秀得出结论: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根由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 也不在于封建专制政府的无能, 而完全是由“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决定的。他说:“不是皇帝不好, 也不是做官的不好, 也不是兵不强, 也不是财不足, 也不是外国欺负中国, 也不是土匪作乱, 以我看起来, 凡是一国的兴亡, 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在这样的逻辑下, 维新派知识分子看清了世界的面目:“今日世界之竞争, 国民竞争也” , “处各国以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 民弱者国弱, 民强者国强。”他们也认清了民族危机的实质根源于所谓的国民劣根性:中西交战, “我主彼客, 虽无必胜之方, 却有不败之理。而竟不然者, 则中西人种之性质、之行为判然若云泥。”正是中西国民性的根本差异导致了中国的惨败, 一言以蔽之, “彼以适于近日而战优胜, 我以不适于近日而归劣败故耳。” “是使吾人负兹重者, 有吾人之性质、之行为阶之厉也。”

　　戊戌变法的再次失败让维新派知识分子从政治革新的迷梦中彻底惊醒, 他们把改革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新其政不新其民”, 1明确了比政治改革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国民性的改造。从这种角度出发, 他们响亮地提出了“新民”的口号, “为中国今日计, 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 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 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 皆可与彼相评, 则外自不能为患, 吾何为而患之!”认准改造国民性、提高中国人的国民素质, 是挽救民族的根本, 亦是民族新生的必由之路。“苟有新民, 何患无新制度, 无新政府, 无新国家。” 真正的救国爱国者当以“新民”为己任, “今日舍此一事, 别无它图。”维新派知识分子这一时期的“新民”目标如此明确, 逻辑论证如此清晰和严谨, 可以说他们已经转化为“新民派”知识分子了。其中以严复、梁启超为主, 也包括深受严、梁思想影响并积极宣扬“新民”的年轻的陈独秀、鲁迅等人。

　　20世纪初, 在新民派知识分子的影响下, 塑造新民、改造国民性成为中国大地上一股蓬勃涌动的社会思潮, 当时几乎所有先进的中国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一思潮的讨论。改良派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东方杂志》, 革命派的《江苏》、《民报》等报刊杂志, 持续不断地刊登探讨国民性改造的文章, 逐步完善了“新民”这一理想新国民形象和素质结构的设计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