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 一词并非一个清晰和严谨的概念。在清末, 叫法很多, 诸如国魂、国民精神、国民品格、国民性质、国人德性、国人特点、民族性、民族魂等也都是泛指国民性而言的。国民性虽然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 但于模糊之中却有着一个大致的涵盖范围, 所以可掌握其所指示的一般内容。总之, 清末思想界所谓的国民性主要是指国人的心理素质、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之类, 有时也把风俗习惯、文明程度、知识水平纳入其中。

　　进入近代社会, 中国先觉者便开始逐步认识中国衰败、落后及其被侵略、被欺侮的现状, 从而走向救亡图存的救国之路。这是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经历一个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西艺西政的过程。然而一次次探索却一次次失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 粉碎了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迷梦;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 戊戌政变及“戊戌六君子” 喋血菜市口导致维新变法的失败。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并开始转换认识国情的视角, 从国人本身的弱点来思考中国屡遭失败的原因所在, “今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之民, 则见国势倾危若此, 方且相率自危, 不必惊扰仓皇, 而次第设施, 自将有以救正, ” 但“顾中国之民, 有所不能者, 数千年道国明民之事,其处世操术, 与西人绝异故也。” 变法未竟,就在于国民性上, “中国民气散而不聚, 民心独而不群, 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 ; 中国人“责人不责己, 望人不望己之恶习, 即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 心; “中国之不变……吾民之过也”; “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 而效不睹者何也? 则于新民之道, 未有留意焉者也’;, 变法失败 的原 因在于 “新其政不新其民, 新其法不新其学” 。可见, 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 需要有一个具备文明健康心态和素质的国民群体, “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 必其地肥晓燥湿寒暑, 与其种族最宜者而后可。否则, 萎锉而已, 再甚则僵稿而已。” 基于这样的认识, 引发了国人对国民性改造的思考。

　　戊戌变法失败后, 国内一部分先进分子流亡到日本, 后来又有大批青年学生也先后到日本留学, 他们带着改造国民性的最初认识, 到日本后又得到了深化。这种深化既与因异族对国人的轻侮而给国人造成的情感刺激有关, 也与国外学术思想对国人的深刻影响有关, 而后者则是更重要的方面。

　　清末, 一些青年学生赴日本等地, 由于其发辫和服装的奇异, 常常遭到异族的侮辱和轻蔑, 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巨大伤害, 进而从反面激起国人改善民族体貌和形象的强烈愿望。在国外, “凡吾人所至之地, 有半边和尚之称, 有拖尾奴才之号, 或侮之, 或辱之, 甚或以枪轰毙之, 含冤茹苦, 无可告诉” , 留日学生茶余饭后“在附近散步, 亦往往听见妇孺之辈`豚尾奴, 豚尾奴’的叫骂声。” 。这些嘲弄和讥侮给国人带来的枪痛, 激励国人要进行自身的改造, 剪辫易服, 革除陋俗。国人“各去其辫, 闻者快之” , “盖数年来吾人之恶此辱国物而从而去之者, 已大有日增月盛之势矣。” 。改变“辱国物” , 还只是改造国民表面的鄙俗, 而改造国人心灵深层的国民性则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