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哲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他创刊《青年杂志》,担任作为新文化阵营核心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掘包括胡适、周氏兄弟、钱玄同等在内的一批《新青年》作者和北大文科教授,是新文化阵营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在《新青年》上展开青年人生观探讨,高举反对孔教、“文学革命”大旗,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制造了一系列富有影响力的话题,将这一运动一波又一波地推向高潮,是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推动者。

　　陈独秀本人亦是一位富有感召力的思想家,他提出了一系列对新文化运动具有震撼力的文化革新思想,表现出一种激进的思想个性,这些为新文化运动拓展了一片辽阔的思想天地,使这一运动狂飙突进。在陈独秀生活的年代,对他的思想成就即有定评。1935年郭湛波在其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如是论及陈独秀:“陈先生是中国五十年之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思想之锐敏,魄力之坚强,非他人所可及。是中国近代第一流的思想家。”(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此书1935年11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初版,初题《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1936年3月修订再版,改题《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时过50年,李泽厚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所载《胡适、陈独秀、鲁迅》一文中评及陈氏时说:“与胡适相比,陈独秀在中国现代史(不只是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要高得多,他的历史作用也大得多。然而,他的遭遇和待遇却不幸得多。”(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99～100页)冯友兰在其晚年所著《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讨论新文化运动时别有所见:“新文化运动是由两个革命势力发动起来的,所以在一开始,内部就有两个主要派别。其间主要的不同,在于承认或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接受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指导思想,承认和接受的一派是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不承认、不接受的一派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按照这一划分标准,陈独秀、李大钊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左翼,胡适、梁漱溟被视为右翼。而“蔡元培兼容并包,对于左、右两翼一视同仁地为他们创造条件,开辟道路”(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63页)。这些思想史家对陈独秀的评论虽然臧否不一,但不约而同地承认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陈独秀本人对此亦十分自信:“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收入《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40页)那么,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独特的思想贡献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　明确将新文化运动的重心指向青年,从而使这一运动与青年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陈独秀所以要创办《青年杂志》,是他痛感新生的民国人心涣散,情势危殆。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发刊初始,其《社告》即明确将该刊的工作定位在探讨青年修身治国之道,介绍世界形势和学术,激励青年志趣和精神。本着这一办刊宗旨,在《敬告青年》的创刊词里提出,青年应该“自觉”追求的六大形象特征:“(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实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收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3～78页)。《青年杂志》自二卷一号改刊名为《新青年》时,陈独秀为此又指出改名“新青年”的缘由是:“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从心理言之,“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在陈独秀看来,“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旧布新之大革命,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自不应仅以做官求荣为归宿也”。“第二当明人生幸福问题”。“吾青年之于人生幸福问题,应有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为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信能识此五者,则幸福之追求,未尝非青年正当之信仰。”(陈独秀:《新青年》,原载1916年9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1号。收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12～114页)如就思想史的原创性看,陈独秀理想的“新青年”形象并无多少新意,它与梁启超在20世纪初构建的“新民说”有诸多相同之处。但在民国初年沉闷的政治环境里,当一代青年处在彷徨无路、徘徊不前之际,陈独秀为大家注射了一针强兴剂,使青年们奋起向前,引导思想解放,并将思想解放的锋芒直指伦理领域。

　　陈独秀“青年观”的另一特点是他重视传统道德的现代性转换,提出“所谓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它包括勤、俭、廉、洁、诚、信六德,它们“固老生之常谈,实救国之要道”(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原载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收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31～136页)。由于陈独秀赋予其新的内含,这些古老的美德才显现出很强的现实感和现代意义。

　　在陈独秀的带领下,《新青年》杂志形成了一股对青年问题探讨的热潮。可以说,《新青年》就其探讨的主题和展现的内容来看,是一份名副其实的青年杂志。《新青年》的这一工作定位,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两大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唤醒了一代青年,也造就了一代青年,使他们成为继之而兴的共产党和“国民革命”的主要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