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反对日本法西斯肆虐和荼毒人类、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战争。中华民族在为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而战的过程中，坚决阻击、沉重打击和极大消耗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生死之战，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是为中国战同时也是为世界战的战争。中国在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与强大而野蛮敌人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和同情。在中国人民开展的无比壮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涌现出大批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友人。

　　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提供的援助

　　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活动，主要呈现三种情况。

　　一是通过各种途径推动和发起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如以季米特洛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从“九一八”事变起就一直大声疾呼，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团体运用各种形式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开展了同样的活动。柯乐满等“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简称“世界学联”）代表团，1938年来华考察中国抗日战争后，推动“世界学联”组织一个宣传团体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的著名大学，宣传中国青年的生活与抗日斗争。美国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美国劳工联盟、“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等，都曾大力促使美国政府和国会采取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措施，如对日禁运军需品等。英国民权保障会发起成立“援华会”，开展声援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英国“国际医药援华会”组织了国际红十字医疗队。法国民间成立多个援华组织，如中国人民之友社、法国援华委员会等，并推动法国一百多名议员在议会中组织援华集团。国际运输总工会及其下属的各国工会，发起对日货的抵制和拒绝运送军火原料至日本的运动；著名学者杜威和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罗素、甘地共同签署发表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呼吁断绝日本经济合作的宣言，等等。

　　二是代表政府做出或执行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决策。如“七七”事变后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提供中国急需的军械武器和派遣军事顾问、援华航空队援助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曾做出有利于或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决策。还有一批执行各国援华抗日决策的官员，如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高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和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等；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朱可夫、崔可夫等；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薛穆和英国军事顾问团等。据1939年重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当时常驻重庆的外国人有1129人，其中英国人最多，有329人，美国人次之，有168人，苏联人有163人，这些外国人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商务、医务、教育等各个方面，尤以外交、军政人员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