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不仅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军事持久战，而且还要应对日本帝国主义伪造货币扰乱金融秩序的经济保卫战。防范和治理伪造货币，维护金融秩序，保障战时经济安全和民生安定，成为中国抗战的一个隐形而重要的战场。

　　抗战期间，日本为实现“以战养战”的战争策略，在中国设立日伪银行发行各类伪币、伪造货币，破坏中国战时金融秩序。据《中国军事经济史》记载，日本军部“登户研究所”就曾伪造40亿元法币。另据《新新月报》载，仅1937年日本伪造中国“中央银行”纸币就达一千五百万元。1939年6月《广东政府公报》记载了一起伪造货币案，查缉敌伪将“伪造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纸币源源运往汕头，然后潜运内地，企图破坏我经济金融”。《日中战争内幕记》记载，日本伪造法币最低时每月不下200万元，至1941年伪造总额为25亿元。《中国近代金融史》记录，1940年9月，日本大藏省印铸局公然伪造中国银行的1940年版的法币10元券共500万元，100元券500万元，直接运到国统区混入市场抢购物资，造成国统区物价飞涨、金融混乱。此外，日本还如法炮制伪造敌后抗日根据地纸币，至日军投降时，制作假币据点达数十个，伪造根据地假币竟达30多种。日军在河北、山东等根据地大量抛售冀钞五元券的假票，在山东滨海等地发现伪造的北海银行钞票分别从青岛、烟台等地混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由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策划下伪造的假票竟达两千万元之多。

　　日军利用伪造法币在华开展疯狂掠夺，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生财之道。一是用于日军在华特务机关经费及收编伪军军费，大量投放市场变现掠夺。如驻上海陆军特务机关的特务活动经费大多为假钞，该机关在1944年的支出高达25亿元，其中近70%是假钞，战败后该机关在上海被查封的物资就值70多亿元。二是利用日伪控制的银行、钱庄及其他金融机构，抛出伪钞干扰金融市场。如1940年2月，日本大藏省印铸局将伪造的中国农民银行500万元交给伪华兴商业银行，在上海投放使用。三是利用假钞作为资本金，大量投入日本在华“开发事业”。如日商三井、大康、同兴、公大等纱厂都有这种“法币”资本的投入，耍空手道攫取各种经济资源。

　　通过发行使用伪造货币，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沦陷区大量套取战略物资，直接削弱中国抗战的经济实力，而且严重破坏中国战时金融秩序，使得法币无法准确控制物资流向，从而影响法币正常回流，最终导致大后方的通货膨胀及金融恐慌。而物价上涨、币值下跌，又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战时经济状况，在凋敝民生的同时，严重威胁战时法币信用安全和国民政府的公信力。

　　鉴于伪造货币对经济发展、币制稳定、民生安全和政府统治产生日益严峻的挑战，国民政府果断予以反击，力图加以治理。一方面，采取“以假制假”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大量印制日军伪币在沦陷区投放使用，用以抢购物资。如蒋介石曾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国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秘密筹建一所印制日伪钞票的造币厂，制造沦陷区伪银行纸币，用于抢购物资。仅印制日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成品总数就超过15000箱，投放市场后既使国民政府套购到大量的紧俏物资，又有力地打击了日伪政权的财政信用体系。另一方面，调整完善金融机构，规范货币收支管理，努力防范金融风险。通过实行“战时金融统制”，加强四联总处国家金融机构功能，强化中央银行货币调控职能，发挥战区银行的积极辅助作用，将战时货币发行使用范围限制在特定区域内，有力反制日伪政权伪造法币的罪恶行径。如1940年7—8月间，四联总处决定各行旧存五十元百元大券，可以酌情搭配使用，但为了防止敌人利用这些大券套购我外汇，因而在其上加印重庆地名，这种有重庆地名的大券不能在上海的外汇黑市上购买外汇，也不能在沦陷区通用，从而达到避免被敌人伪造套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