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下简称“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有必要正确认识中国抗战是摧毁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核心力量和中国抗战为战后亚太国际新秩序建立做出的核心贡献，思考战后公平正义的亚太国际新秩序对防止非法战争和维护持久和平的启示意义。

　　战后亚太国际新秩序是基于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摧毁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的基础上，以《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为国际法依据，充分体现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以战胜国为首所建立起来的当代亚太国际关系理念、规则、机制的总称。

　　中国抗战对战后亚太国际新秩序建立的核心贡献首先体现为中国抗战是摧毁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核心力量。原因在于，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摧毁日本“大东亚新秩序”为战后亚太国际新秩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其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试图摧毁一战后亚太地区的华盛顿体系，建立日本统治亚太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曾经一度占领了总面积达3200万平方英里以上，占地球总面积的1/6的广大区域。中国抗战是摧毁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核心力量，体现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8年至1940年，中国政府的全面抗战与“苦撑待变”外交使得日本“东亚新秩序”破产。第二阶段：1941年至1942年，中国抗战极大地阻遏了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推进速度，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度过艰难时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中国军队与日军先后进行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作战、第一次入缅作战和敌后战场的反扫荡作战。第三阶段：1943年至1945年8月，中国正面、敌后以及印缅战场的对日作战决定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和“大东亚新秩序”的崩溃。抗战时期，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2/3以上的陆军兵力和部分海空军力量，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

　　中国抗战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为战后亚太国际新秩序建立作出了核心贡献。体现为：第一，中国积极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了正义审判。第二，中国收回了自近代以来被日本非法掠夺的中国固有领土，并帮助亚洲其他国家收回了战时被日本掠夺的领土，剥夺了日本近代以来在亚太地区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第三，中国积极援助印度、朝鲜、缅甸等周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复国运动，瓦解了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体系。中国抗战的正义行为极大地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政治面貌。

　　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来，尽管战后的亚太国际秩序经历了多次演变，但总体保持了和平局面。作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意味着能让绝大多数国家都接受这种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公平正义的亚太国际秩序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战争，但能对某些试图挑战颠覆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给予极大的限制。

　　战后公平正义的亚太国际新秩序对防止战争和维护和平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启示一：通过非法战争和暴力等不合法手段改变国际秩序行不通，以和平方式促进亚太国际秩序演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走过的崛起——扩张之路成为反面教材，证明以武力和侵略改变亚太国际秩序的方式行不通，建立亚太国际新秩序必须以公平、正义、和平为理念。同时，正因为中国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惨痛经历，使中国人深知和平的珍贵，也给了中国极大的启示：中国必须走一条奋力发展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

　　启示二：“摒弃非法战争”成为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秩序价值。在处理战争和武力使用问题上，《联合国宪章》第一章[宗旨与原则]第2条第4项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国家的战争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只有合法自卫或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采取行动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才是合法的。笔者需要说明的是，“摒弃非法战争”成为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秩序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肯定合法战争对于塑造国际秩序的积极意义。比如，中国抗战就是一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和合法战争。中国摒弃非法战争但敢于打赢合法战争，本身就是对企图非法挑战颠覆战后亚太秩序的极少数国家的威慑，也是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和完善战后亚太秩序的需要。

　　启示三：重视国际法在维护亚太和平、构建公平正义的亚太国际秩序中的积极作用。二战前的国际法尽管也规定了禁止侵略战争，然而它既没有设立有效防止战争的机制，也没有规定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责任。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同盟国在战争过程中开始制定追究侵略责任、严惩战争罪行的机制，并筹划战后国际新秩序。因此，国际法在塑造和维持国际秩序方面的缺陷开始得到弥补。战后日益普遍性的国际法对控制冲突、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产生了积极意义，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国际法视角来看，《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战后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复台湾的国际法依据，也构成中日之间解决钓鱼岛归属问题的重要法律基础。现在，日本安倍政府加快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突破战后体制，是对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也是对国际法和日本所接受国际条约的随意曲解。我们需要重视用国际法来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给予日本右翼势力以坚决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