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转型与融合：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趋势）

　　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发展规模与水平，也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充分表明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优化发展对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形成创新驱动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如今，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正进入“升级版”的转型与融合发展新阶段。

　　从外源推动转向内源驱动

　　国际上，先行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基本取向主要有对新兴产业进行规划和导向、培育有利于文化创意新兴产业成长发展的市场体系和制度环境、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市场主体选择新兴产业的内生动力、促进产业自发集聚并形成有机联系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等几种形式，仍然是基于内生动力为主的政府支持、法律规范、市场运作、行业自律、企业自主的协同驱动模式。

　　我国也在探索政府政策与市场机制协同的作用方式，但与国外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原有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比较薄弱，从而在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更大程度上必须通过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的直接投入加以扶持，特别是直接介入文化创意园区、街区等集聚区的建设与运营管理。产业及其园区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定位乃至发展动力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地方政府政策效应。从基本现实来看，近些年基于这种推动模式的中国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确实实现了跨越式迈进，但人们也已注意到基于这种外在推动模式可能导致动力不可持续性、扩张发展盲目性和运行机制低效性等问题。因此，一些区域特别是先行发展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地方政府已经在积极推进政府职能定位和政策导向的转换，进一步培育和强化市场机制及市场主体的作用，着眼于更大程度上激发市场活力和主体动力，从而逐步探索以内生动力为主的政府与市场协同驱动模式。

　　从园区建设转向园区运营

　　集聚或集群化发展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空间形式和组织形态，而在产业集聚发展的路径上不同国家或地区具有各自的特色，大致可归为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市场机制作用下各类经济主体自发集聚形成的产业群落，二是地方政府主导下通过园区建设形成的文化创意类产业园区，后者是当今中国各地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模式。

　　近几年，各地规划建设和转型改建中也因此快速形成了数千个大小规模和不同层次的文创园区。而且，与一般自发性产业区不同，建设模式的“产业园区”具有明确的空间地理边界、明确的企业组织范围、明确的产权边界、明确的管理机构主体。空间、组织的“有界性”以及园区行为的“主体性”是这类园区的基本特性。在政府政策+市场机制+园区机构+企业主体共同构成的运行体系中，园区组织成为文化创意产业体系运行中的重要行为主体，而且在从园区建设进入园区运营优化发展阶段后，园区组织将成为集成产业群系统资源更为关键的因素，并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潜在功能发挥和可持续发展中具有推动作用。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先行发展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政策导向的着眼点上已经在推进从园区建设向园区资源的整合、质量和功效的提升、市场化运营组织的培育等方面的转化，并且对园区运营机制模式的优化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创新，这种创新和探索的成效也已初步显现，涌现了一批典型的园区运营模式。如北京“尚8模式”、上海“德必模式”、深圳的“灵狮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