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几乎每一次文学奖项的评比,都会引发一场全民性的“大吐槽”。梨花体、羊羔体、打油诗,获奖作品屡次以各种“不堪入目”的面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对获奖作品的质疑,最后也往往导向“跑奖”“买奖”“活动”“人情关系”等各种各样的“场外因素”。我们的文学怎么了?它跟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存在着一种怎样复杂而又纠葛的互动关系?为此,我们采访了山西省作协一级作家、文学评论家段崇轩。

　　市场化、世俗化时代,文学逐渐成为时代的附庸,而很少去进行独立、自由的探索和创造了

　　本版编辑马清伟(以下简称“马”):“文革”之后文学复兴,并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潮。中国的文学奖评比也肇始于此时,至今已走过了30多个年头。但一个让人颇为哭笑不得的情况是,早期人们关注的都是评选出来的“好作品”,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周同宾的《皇天后土》、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现在则正好相反,获得关注的都是像梨花体、羊羔体、打油诗这样的作品,以前那种能引起全民讨论甚至掀起一股风潮的力作、经典几乎一部都没有了。您觉得文学从80年代到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时代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段崇轩(以下简称“段”):我把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学称为“多元化”文学,它与“文革”后进入新时期的文学生态有着极大的不同。文学评奖是文学历史中的重要现象和事件,因此其命运和遭遇也因文学时代的不同而迥然不同。新时期的文学评奖其实是从1979年开始实施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动的,至今已有35年了。全国短篇小说奖从1977年的作品开始起评,最初每年一届,后来改为两年一届,每次评出的作品有25篇甚至30篇之多。到了1983年,才有了全国诗歌、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奖。而在1981年,又设立了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奖)。新时期的文学评奖,自然也有许多局限、问题,但那是一个精神的、文学的时代,是文学同广大民众、同时代甚至政治息息相通的时代。文学享有崇高的位置,处于社会的中心地带。文学奖的评委都能出以公心,很少考虑文学之外的其他因素。每届、每类获奖作品中,都有一些出类拔萃之作,引领文学潮流,深受人们的喜爱。自然也有一些一般的、有缺点的作品,但人们往往忽略不计了。今天我们确实应当好好总结一下当时的文学评奖经验,借鉴其中的一些好的做法。

　　鲁迅文学奖是1997年开始颁发的,接续的是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等的评奖,至今已评过六届。开始几届,社会、读者的反响和评价还不错。最近两届,就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我想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当下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缺乏那种具有很高的思想艺术高度的力作和精品。平庸之作泛滥,杰作、大作鲜有。而这又与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状态有关。我们正置身在一个市场化、世俗化时代,文学逐渐成为时代的附庸,很少去进行独立、自由的探索和创造了。当下的文学,也许在内容的广度上、表现形式的成熟上、作品的数量上,超过了新时期文学,但在思想、境界的探索上却逊色于新时期文学。我们已进入一个平庸的文学时代。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整个文学是这样一个样子,文学评奖怎么能评选出让人满意的作品来呢?二是当前的读者、民众同文学乃至文学体制,处于一种脱节、对立关系。由于当下的文学、作家,已不能代表时代精神和民众情绪,读者、民众也不再尊重、热爱文学。因此他们不关注评出的那些好作品、好作家,只注意评出的平庸的、有问题的作品,或者评奖中的失误、问题等等,是抱着一种挑刺、挑战的态度来对待官方的文学评奖的。这一社会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马:就这次鲁奖风波,终审得了四票的梁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连日来对鲁奖的质疑已超出文学,而涉及公平、正义和导向。”一个时代的文学可以说代表了人们精神上的风向标。近年来文学本身越来越不受重视,相反每次文学奖的评比却几乎都遭到了全民性的质疑和“吐槽”。两者对比如此鲜明,您认为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

　　段:我觉得,获奖作品应当能代表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高度和态势。但在一个“多元化”文学时期,一个平庸的文学时代,要选拔出真正的优秀作品,确实不易。我做过“鲁迅文学奖”评委,做过“赵树理文学奖”评委,深感现在的文学评奖太难了。要选出让评委众所公认的、又能代表当前文学高度的作品,实在是一种美好的奢望,只能是“矮子里面拔将军”。但在一批差不多高矮的作品里,你努力评选出一篇作品,其他作品的作者就不买账,认为不公平、不公正,或者走了后门。其实,当下文学评奖的“乱象”以及水准,正是当下文学真实状态的一种反映。我以为,通过人们对评奖的质疑和批评,应当深刻反省一下当下文学评奖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一下文学创作内在的“危机”。中国作协不应采取回避、沉默态度,不宣传作品、不回答问题,好像办了什么错事似的。这种应对做法是有害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