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发言。本网记者 吕家佐/摄

　　《文学遗产》创刊已经一个甲子了。我们这代读着《文学遗产》长大的学者们在庆贺它的六十大寿时，难免会有无限感慨。因为我们的学术生命里程始终是伴着《文学遗产》同行的，尤其是在1980年《文学遗产》改为期刊以后，它见证了几代学人的成长和衰老，我们也见证了它的成就和辉煌。

　　六十年来，《文学遗产》从一家大报的副刊，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名刊。它不仅是发表最新学术成果的平台，而且一直被海内外学界视为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仪。比如东京大学的古籍研究中心的阅览室里，供师生随时翻阅的中文文学研究期刊主要就是《文学遗产》和《文学评论》。日本已故著名学者松浦友久先生常年订阅《文学遗产》，每一本刊物上都被他画满了红蓝杠杠。他研究诗歌节奏的主要论点介绍，也是应他的要求，发表在《文学遗产》上，成为他临终前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最后一篇文章。所以评价一本刊物的学术影响力，并不取决于时下流行的什么引用率、退稿率之类的数字，而主要看它在海内外专家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六十年来，《文学遗产》一直走在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最前沿，推动着学术风气的转换。例如八九十年代的几次关于方法论的大讨论，由《文学遗产》发起，使刚打开国门的学界开阔了视野。随着讨论的深入和研究实践的积累增多，学界对外来方法的吸收自然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文学遗产》编委会持续多年与全国各地的大学合作举办主题论坛的做法更是一大创举，这些论坛往往能及时地归纳前一个时段学术发展的态势，总结得失，反映新的研究思路和动向，甚至针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各种现象，调适研究者的心态。目前各种论坛虽然已经遍地开会，但是《文学遗产》论坛依然能以其创新性和导向作用在学界独树一帜。

　　六十年来，《文学遗产》给青年学者树立了衡量学术水平的标杆，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者。最令我终生感念的是：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在《文学遗产》1980年的复刊号上发表的。当时在“文革”中积压了大量前辈专家的成果亟待刊发，但是复刊号却挤出版面容纳了一个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文章。我想其意义主要在于体现了《文学遗产》以扶植年轻作者为使命的宗旨。新时期的三十多年里，学界新人不断在《文学遗产》上亮相。古典文学界似乎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凡是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都要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论文，才能得到同行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遗产》也可以称得上是培植国内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后继的园地。

　　六十年来，《文学遗产》一直坚守着学术的良心和品格，提倡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精神。实行多年的匿名评审制度保证了发表论文的学术水准，更保证了学术面前的平等和公正。从编辑部到专家审稿始终坚持以创新、求实、严谨为标准，不受歪风邪气的干扰，从而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防火墙。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学者大多数能够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中，保持一种平和沉静的心态，也与《文学遗产》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

　　总之，六十年里，中国社会和学术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古典文学研究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在这一学术的转型期中，《文学遗产》所起的参与、促进和引导的历史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办刊的最高境界了。六十甲子对学者的个体生命而言，已经进入老年，但是一家名刊的生命是可以长存不衰的。在庆贺创刊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也衷心祝愿《文学遗产》在今后一代代的薪火相传中，永葆学术的青春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