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六十周岁了。我在这个学术期刊做了二十多年的编辑，为推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尽了一分绵薄之力，颇感欣慰。回顾这漫长却又感到短促的编辑生涯，让我觉得最快乐、最幸福的，就是结识了全国各地一大批老、中、青学者，发表他们的论文，并成了他们的知音。

　　作为国内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文学遗产》要体现它在学界的权威地位，每期至少要有二、三篇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的论文。文学所有钱锺书、何其芳、俞平伯、余冠英、吴世昌等古典文学研究大师、大家。1980年《文学遗产》复刊时，这些大师大家年事已高，俞、吴二先生曾为本所办的这个刊物撰写过文章。稍后，所里的唐弢、孙楷第、吴晓铃、范宁、陈友琴、张白山、胡念贻、曹道衡、杨柳、沈玉成、侯敏泽、邓绍基、陈毓罴等老研究员，还有众多的中、青年学者等，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论文。但《文学遗产》是面向全国、全世界的刊物，必须更广泛地向所外约稿，才能满足需要。所外的老学者不少，有的已是耄耊之年，封笔了；有的忙于教学和搞课题，腾不出手写单篇论文；更多的是心有顾虑，怕文章不被采用，因此，老学者很少主动投稿的。怎么办？做编辑要走出去约稿。我是北大毕业的，我就常回母校去，拜望林庚、吴组缃、陈贻焮、吴小如、褚斌杰、裴斐、袁行霈等老师，顺便也去北大的中青年教师的办公室或家里串门，在交谈中恳切地请他们为《文学遗产》撰稿。此外，我还拜访过北师大的钟敬文、聂石樵、邓魁英、郭预衡、李修生先生，首都师大的廖仲安、李华、张燕瑾等先生。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林庚先生已年迈体弱，因为我数次登门，他欣然提笔，为《文学遗产》写了《汉字与山水诗》。文章虽短，但见解精到，文情并茂，使刊物大放光彩，我既高兴又感动。我向吴小如先生约稿，他说：“精力不济，写不了长篇大论。”我说：“几百字、一千字的学术随笔札记我都要，可以数题合成一篇。”于是，吴先生就一再寄来短文，由我合成发表。有一段时间，裴斐先生接连在《文学遗产》发表论文。显然，他要夺回因遭受政治劫难而白白流逝的宝贵年华。于是，昼夜笔耕，以至操劳成疾，溘然辞世，使我哀痛不已。因为那几年里我同裴先生交往最多。至今，我常常回想在他家里就着花生米碰杯饮酒的畅快情景。在我到编辑部前，傅璇琮先生很少给《文学遗产》写稿。我想，傅先生和我同是北大人，他是唐代文学研究大家，我也搞唐代文学，他在中华书局上班，离我的住处很近，于是，我隔一、二个星期就去拜访他。我知道，傅先生最想听我介绍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唐宋文学研究的新情况、新动向、新人新作等，我也就趁机向他请教并索稿。从此，傅先生就经常把文章寄给我们发表。

　　我每次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总是尽可能多地结识老学者，征求他们对《文学遗产》的意见，约请他们撰稿。和我比较熟识的老学者，有程千帆、叶嘉莹、张中行、徐朔方、徐中玉、霍松林、金启华、郭豫适、刘世南、吴调公、朱金城、王达津、章培恒、吴熊和、周祖譔、陈祥耀、王运熙、马积高、蔡厚示、严迪昌、郁贤皓、安旗、邱俊鹏、周勋初、徐培均、钱鸿瑛、袁世硕、王水照、马兴荣、罗宗强、宁宗一、陈允吉、孙昌武、陈伯海、曹济平、黄天骥、刘学锴、喻朝刚、刘乃昌、刘庆云、陶尔夫、刘敬圻、谢桃坊、薛瑞生、余恕诚等，还有老作家王蒙。这些老先生都有论文在我们刊物上发表，多数先生还发表了不止一篇文章。文学所和所外那么多大家、名家为《文学遗产》撰文，使读者一打开刊物，便如见星月交辉，光华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