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众多的诗经学术语中，“四始”与“四诗”是涉及《诗经》结构体制的两组概念。本文考察了“四诗”“南”“风”“雅”“颂”的名义，认为“四诗”与“四始”的区别在于：“四诗”是依据《诗经》作品的政治伦理地位做出的分类；“四始”则是依据乐歌的音乐性质进行的分类。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了今本《诗经》四分结构形成的原因：在诗教隶属于乐教的时代，乐的结构决定了诗的结构，《诗经》的“四始”，实质上反映了周代音乐的体制与结构，是周代乐制的缩影。

　　在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史上，围绕着《诗经》作品的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源流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的争论。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批诗经学术语，如《周礼·春官·大师》之“六诗”，汉四家诗说之“四始”，《毛诗序》之“六义”、“变风”、“变雅”，郑玄《诗谱序》之“正经”等。时至唐代，许尧佐《五经阁赋》中又出现了“四诗”一名。这些概念，或关涉诗篇的性质、功能，或关涉诗文本的传授方式，其中与《诗经》的结构体制问题相关联的有“四始””与“四诗”两组。

　　一 “四始”与“四诗”

　　关于“四始”，汉四家诗有四种不同的说法。《毛诗序》云：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司马迁习鲁诗，《史记·孔子世家》云：

　　《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诗纬·泛历枢》传齐诗之说，其文云：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

　　《韩诗外传》有“《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之文，魏源《诗古微·四始义例》篇二据服虔《左传注》考韩诗之说云：

　　是知《韩诗》以《周南》十一篇为风之始，《小雅》《鹿鸣》十六篇，《大雅》《文王》十四篇，为二《雅》之正始，《周颂》当亦以周公述文武诸乐章为颂之始。其鲁诗论四始，但举首篇者，犹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举首篇以统全国之风，非但以三篇为始。但观于首三篇而知以下周公文王之诗皆同正始之例。韩义即鲁义也。

　　上述四说，除齐诗囿于律历，据阴阳五行观念为说，与《诗经》结构问题无关之外，鲁、韩、毛三家在以“四始”划分《诗经》篇章结构的问题上表现了大致相同的看法：《诗经》篇章由《风》、《小雅》、《大雅》、《颂》四类作品组成。这种划分，与今本诗文本的结构一致。

　　“四诗”之说最早出现于唐代。唐人许尧佐《五经阁赋》云：“虞夏商周之五典，国风雅颂之四诗。”宋人程大昌《诗论》以《南》《雅》《颂》为乐歌名，《风》“诗皆可采，而声不入乐”为由，将《南》与《风》《雅》《颂》并列。至清顾炎武《日知录?经义》，明确提出了《南》《风》《雅》《颂》为“四诗”一说。近人梁启超作《释四诗名义》，专门讨论“南”“风”“雅”“颂”，提出“四诗”为四种诗体之说。

　　尽管“四诗”一名出现的时代较“四始”为晚，但它也是在研究《诗经》编纂体制问题的过程中直接产生出来的。与“四始”一样，对“四诗”名义的理解直接关涉到对《诗经》编纂体制的认识。王师昆吾《诗六义原始》在讨论“六诗”向“六义”的流变问题时，对“四始”之义亦做了讨论。本文拟在《诗六义原始》关于“四始”讨论的基础上，对被称为“四诗”的“南”“风”“雅”“颂”四个概念做进一步的考证，探求“四始”与“四诗”之说的差异，以揭示今本《诗经》结构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