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逻辑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应当从什么样的角度、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这一课题?这是国内法律逻辑学界迄今仍感困惑的问题。近年来,笔者翻阅了法学家、特别是法理学家们的有关论著,有所启迪。笔者也谈谈自己尚不能称上成熟的见解,以供讨论。

　　一

　　众所周知,我国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为时并不久远;就连“法律逻辑”这一名称的出现,严格说来也只不过是80年代初期的事。在此之前,特别是60至70年代中期,那时既无法制可言,也几乎没有逻辑的立身之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然就谈不上什么“法律逻辑”。

　　在我国,法律逻辑的研究不仅起步晚,而且是在对国外法律逻辑研究状况知之甚少、资料匮乏的情况下起步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更好地发挥形式逻辑(普通逻辑)知识的应用效力而萌发和兴起的。由于它一开始就被定位在逻辑知识应用的角度上,而且,对“逻辑知识”的理解又显得偏窄,因此,我国关于法律逻辑的研究,难免使人有点“先天不足”之感。

　　在此不妨简略回顾一下历史。

　　大家也许还记得,早在70年代末期,由于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精神的鼓舞,社会科学的研究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生机。在这样的氛围下,逻辑界特别关注的自然就是国内逻辑科学如何发展的问题。一些学者基于逻辑学的发展必须着眼于它的应用这样的角度,明确提出“我们不仅要研究一般的具有现代化内容的逻辑学,还要研究为法律工作者用的逻辑学,为军事工作者用的逻辑学,为教育工作者用的逻辑学,以及结合自然语言的逻辑学等,以满足各类人员对于逻辑的需要。”〔1〕与此同时,加强民主与法律建设的问题,也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被提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法战线的一批关注逻辑学的发展、热心于逻辑研究的同志,意识到紧密结合司法实践探索法学领域逻辑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且也为此作出了努力。无疑应当肯定,在法律逻辑研究的初始阶段作出的这些努力,不但为逻辑学应用性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在帮助司法人员学习和应用形式逻辑知识方面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正是由于人们作出的这些努力,才使得“法律逻辑”这一名称的影响得以扩展。

　　然而,也不必讳言,这样的研究还终究是从如何应用形式逻辑知识的角度出发的:表现在成果的内容上,基本上是运用形式逻辑的原理、原则来解说司法实例;表现在有关逻辑知识在法学领域作用的评价上,也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从逻辑知识与正确思维的关系、特别是与办案过程中正确思维的关系方面给以说明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第一本以“法律逻辑学”命名的教材中,更是清楚明白地把法律逻辑看作就是形式逻辑知识在法学领域的应用,说“法律逻辑学是一门应用性质的形式逻辑分支学科,它的任务在于把形式逻辑一般原理应用于法学和法律工作的实际,探索在法律领域应用形式逻辑的具体特点,因此,法律逻辑学并没有与传统形式逻辑不同的特殊对象,研究的还是属于思维领域的现象。”〔2〕这样的定位,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对法律逻辑研究的思路,使得我们的研究视野不宽,以致在结合司法实践时就不敢“超越”形式逻辑的界限;甚至为了套用固有的逻辑模式来解说司法实例,不惜削足适履,如同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和逻辑学教授赖尔批评指出的那样:“把任一有效的推论以这样或那样的改写方式化归为某一种预定好的模式,把每一错误的推论化归为一种设计好的笑料,这样做虽然很自然,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也是极端错误的。”〔3〕再加上我们逻辑界一些同行,“由于自己的逻辑视野不够广大,只承认自己熟悉的某一种逻辑,”〔4〕这就更使得法律逻辑的研究难免束手束脚,唯恐不合这些人头脑中的“逻辑”标准而被指责为“非逻辑的逻辑”。这显然不能不说是法律逻辑不恰当定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