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关系到国家的话语权和国家安全。相较于中国实践取得的成就，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严重滞后，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等建基于他国经验的思想产品大行其道，并被作为观察、评判中国的“标准”。这种缺少解释自己的话语权，进而缺乏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危机状况，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百年史的必然产物，更因工科化的社会科学管理方式而加剧。因此，改革等级化的科研管理体制及经费分配体制，加大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投入；培养怀有使命感的、具有共同学术志趣的“学术共同体”；推动历史—理论—现实三维度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实现自主性的出路，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管理体制意识形态自主性比较历史分析

　　作者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燕京学堂”事件已经落幕，但事件所暴露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说晚清“洋务运动”要解决的是器物现代化问题，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这场“新洋务运动”则是要靠洋人来解决中国的思想文化问题，可谓事实上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命运当然不会好于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但我们决不能止于“燕京学堂”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来深入讨论中国教育管理与社会科学体制存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是怎么来的？如何拯救危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向何处去？这些都是北大“新洋务运动”让我们必须深思的问题。

　　一、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

　　如何定位或评价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状况？30多年来，看起来是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看看多少人在研究社会科学，看看培养了多少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看看数不清的社会科学类杂志，看看不断翻番的科研经费，不都是一片欣欣向荣？但繁荣只是表象，其实是“丰裕中的贫困”，而且是危机性的思想和理论的贫困。

　　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危机，就是中国社会科学严重滞后于中国发展的现实，既没有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经验的理论，更谈不上指导实践的理论，结果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丧失心理自信和民族自信，进而直接危及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不仅如此，社会科学的危机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危机。冷战以来，太多教训表明，很多国家因为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求助于海外的观念“供货商”，结果走上了不归路，自我颠覆，自我毁灭。第三波民主化以来绝大多数转型国家的悲惨命运即根源于此。因此，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危机直接关系国家安全问题。

　　具体而言，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表现为两方面：

　　第一，没有“中国”的中国社会科学。

　　在当下中国，基于他国历史的特定经验而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大行其道，而依据这种异域经验基础上的观念作对照，中国似乎永远是错的。在这些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脉络下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最有市场，从方法论到概念和理论命题，背后基本上是社会中心主义的，比如中国思想界信奉的自由民主理论及与此相关的“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和民主治理”、“中产阶级带来民主”等理论命题。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社会权利构成的社会中心主义，是典型的英国—美国的国家建设经验的思想产物，而且是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思想产品。但这些经不起比较历史和比较文化检验的理论却在中国不被质疑地加以接受。第二套流行的但次于社会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国家中心主义。这是典型的基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官僚制治国经验而形成的，其中黑格尔、康德以及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奠定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和概念基础。

　　无论是社会中心主义还是国家中心主义，都与中国及很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的经验无缘。因为，苏联、中国甚至印度这样的国家都是在政党主导下成长起来的，别说社会力量不行，就是国家机器也瘫痪了，是新型的政党力量把国家组织起来的。可是，在我们的社会科学体系中，政党处于什么地位呢？要么是革命的角色因为不能与时俱进而难有理论上的解释力，要么就是西方政治学下一个利益集团性质的社会范畴概念，是宪政主义即议会体制下的一支政治社会力量，这就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共产党时总是出差错的原因。靠政党组织起来的国家，其建国路线图是：先有政党，政党建军，革命胜利之后建立宪法体制。也就是说，根本无法用产生于议会体制下的政党来观察中国共产党。此党非彼党，他们在国家建设进程中的角色完全不一样，更别说不同政党背后的历史文化基因之别了，比如西方政党政治的竞争决定了其掮客性质，而中国共产党秉承的则是民本主义思想。因此，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 “政党中心主义”对解释中国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