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人物故事：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县祁仪镇人。其祖父冯玉文（字圣征）是个落第秀才，父亲冯台异（字树侯）是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及第，母亲吴清芝也通文墨，当过本县端本女学学监。他的伯父冯云异、叔父冯汉异也都是秀才出身。

　　冯友兰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书香之家，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

　　他7岁进冯家自办的塾馆开始读书，按照传统的方法，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儒家经典。9岁那一年，他母亲带他及弟弟冯景兰（后为著名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妹妹冯沅君（后为著名文学家和文学史家，山东大学教授）到武昌和父亲团聚。他父亲当时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方言学堂是教授外语的专门学校，冯友兰与弟弟、妹妹一道也就成了该学堂的“编外学生”，当时学堂要求学生做的一切，冯友兰的父母也要求他们兄妹三人做到。父亲还叫母亲为他们做了一套学生穿的制服，并亲自教他们唱该学堂的创办者前湖广总督、洋务派大员张之洞写的《学堂歌》。这样，除传统文化外，冯友兰又受到了一些新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后来成了他对西学发生浓厚兴趣的胚芽。

　　冯家在武昌住了三年。冯友兰12岁时，他父亲被任命为崇阳知县，于是举家又迁到了崇阳。在崇阳期间，家里专门为他们兄妹三人请了一位曾留学过日本的“教读师爷”。这位师爷开设的功课有古文、算术、写字和作文等。功课不十分紧张，空闲的时候，冯友兰就上父亲的签押室（县官日常办公的地方）看一些新旧书报，其中他最喜欢的是《外交报》，因为上面经常刊登一些讲世界知识和国际情况的文章。冯台异也比较开明，对儿子阅读新书报刊从不干预，这就使冯友兰得到了不少接触新知识的机会，他眼界因而大开。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大约在1908年前后，冯台异突然患病去世。在办完父亲的丧事后，13岁的冯友兰只好跟着母亲返回故里祁仪镇，再次入冯家自办的塾馆学习。两年后，他不负母亲的愿望，考入唐河县高等小学预科。第二年，他又以初试第二、复试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开封中州公学。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曾一度停办的上海中国公学恢复招生，著名革命家黄兴出任校长。冯友兰经过考试又成了中国公学的学生。

　　在中国公学学习期间，冯友兰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同时对逻辑产生了兴趣。而对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又使他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1915年，20岁的冯友兰从中国公学毕业，获得大学预科毕业文凭。为了学习哲学，他报考了当时全国唯一设有哲学系（时称哲学门）的北京大学并被录取，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第二届学生。从此，也就开始了他长达75年的学术生活。

　　冯友兰进入北大的第二年（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聘请到北大任教，从而使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东西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北大也表现得最为激烈。“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自己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就成了冯友兰所要“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因而，他渴望能对西方哲学和文化有一些了解。但当时北大哲学系限于条件只开设中国哲学课程。1918年夏，他从北大毕业。1919年，他终于获得了学习了解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机会。

　　这年冬他考取公费留学资格，成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的研究生。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名牌私立大学。当时美国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大师，即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杜威和新实在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蒙太格就在该校任教。这两位大师的思想都对冯友兰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他后来所创立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中，人们可以看到杜威和蒙太格的“影子”。冯在哥大的学习非常刻苦，他除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精研百家外，还先后撰写和发表了一些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研究中西文化异同的文章。他发表在《国际伦理学》杂志第33卷3号上的《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英文）一文认为，近代自然科学之所以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中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西哲学的理想和追求不同。中国哲学注意的是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意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而西方哲学则与中国哲学恰恰相反。因此，中国哲学追求的是如何满足内心的幸福，而西方哲学追求的是如何征服外界自然。追求内心幸福的满足就必然放弃对自然界的认识，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近代自然科学。后来，冯友兰又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写成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认为全部古今中外的人生哲学无非是损道、益道和中道三种，印度哲学是损道，西方哲学是益道，中国哲学是中道，以儒家正统哲学为代表的中道哲学才是真正理想的人生哲学，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即源于上述东西方哲学的不同。1933年他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同年秋他启程回国。

　　回国后，冯友兰先后任河南中州大学和广州广东大学哲学教授。1926年来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哲学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1928年他转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校秘书长。不久，又担任文学院院长。此后20多年间，他一直在清华任教。

　　自任燕京大学哲学教授起，冯友兰即开始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并着手撰写《中国哲学史》。1931年《中国哲学史》上卷脱稿，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4年《中国哲学史》下卷杀青，被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出版问世。这部80余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地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著作，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早在1919年，胡适就出版了中国人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从而使中国哲学史研究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到先秦，汉朝以后没有继续写下去，所以只能算作一部断代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在这部著作中把中国古代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前者历时400余年（自春秋战国到汉初），贵在创新，以横向发展为主；后者历时1000余年（自汉中叶到清末），贵在阐述发挥，以纵向发展为主。前者是新瓶装新酒，后者是旧瓶装新酒。在论述中国哲学的这两个发展阶段时，冯友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为学术界所推崇，如分先秦名家为两派和视程颢、程颐分别为心学与理学的先驱。

　　他还指出，中国哲学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多讲内圣外王之道；中国哲学是形式上无系统而实质上有系统，哲学史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其实质的系统。就该书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对中国哲学的总体评述，还是对儒、道等各家哲学的个案研究，都达了中国30年代的最高学术水平。

　　《中国哲学史》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金岳霖、陈寅恪在为该书写的审查报告中对该书评价甚高，冯友兰本人也因此而成了著名的哲学史家，成了中国哲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935年，中国各大学的哲学界同仁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哲学会”，冯友兰出席了第一届年会，并当选为中国哲学会理事（学会不设会长，只有理事）和“中国哲学会编辑委员会”主任，负责编辑学会刊物《哲学评论》。1936年在中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上，他又与清华大学哲学教授金岳霖、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贺麟一道当选为中国哲学会常务理事，三人组成学会的领导核心，负责处理学会的日常事务，在1937年召开的第三届年会上，他继续当选为常务理事和编辑委员会主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被迫迁至湖南长沙岳麓山下，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次年，长沙临时大学又继续南迁云南昆明，易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任文学院院长。正是在这颠沛流离、战火纷飞的艰难环境中，冯友兰开始了他构思和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的工作。关于他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的动机，冯友兰曾多次作过阐述，总体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1939年《新理学》一书问世（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中心内容是阐发新理学的形上学，从而为整个新理学思想体系奠定本体论的根基和理论总纲。因此该书的问世标志着他新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形成。紧接着，冯友兰在1940年又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新世训》，由开明书店出版，其主要内容是运用新理学观察人生问题，提出新理学的修身理论；一本是《新事论》（又名《中国的自由之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主要内容是运用新理学观察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提出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出路的构想。1942年他的《新原人》一书脱稿，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连载，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主要内容是阐述新理学的人生哲学。新理学思想体系问世以后，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1943年冯友兰在《哲学评论》第8卷1-2期上发表长文《新理学在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方法》，对讨论中所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做出答辩。此后他在该文的基础上又写出了两本书，一本是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原道》（又名《中国哲学的精神》），一本是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知言》。前一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运用新理学观点诠释中国哲学，以证明新理学开出的中国哲学的“新统”，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最新进展”；后一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辨析各种哲学方法，从哲学方法的角度，进一步论证新理学在现代哲学中的地位。从1939至1946年的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6本书，他称这些书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意思是说这些书既宣告了旧时代的终结，同时也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建了一个庞大而富有新意的新理学思想体系。用冯友兰本人的话说，这个体系是“接着”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理学讲的。新理学思想体系的创立，使冯友兰成了那个时期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年，西南联合大学解散，原来的清华、北大、南开返回原址复校。清华迁回北京后，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邀请，作为期一年的讲学，内容是中国哲学史。后来他将用英文写的讲稿修改后交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书名叫《中国哲学小史》。该书在西方流传很广，曾被译成多种文字。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南京政权已是败亡之像。当时有一些人劝冯友兰留在美国，而且他早已持有永久居留证，但这位酷爱中国文化、热爱自己故土的哲学家则认为：“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可以久留？”于是果断地踏上了归国的途程。北平解放前夕，蒋介石曾派飞机接他和另外一些名人去台湾，但冯友兰没有走，而是留在北平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冯友兰便报名参加了土改工作组，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中，同时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反省自己的学术思想。1951年，他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访问了印度，并接受了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52年院系调整，他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直到逝世。他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并任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哲学组组长。这期间他开始转变学术立场，服膺马克思主义，对自己以往的学术思想进行了一些自我批评，先后写了《新理学的原形》等自我批判文章和《四十年的回顾》一书。尽管他的自我批判是真诚的，有时还给自己上纲上线，但从50年代起，冯友兰仍然一直是学术界的重点批判对象之一。

　　由于长期充当批判对象，使性格本来就比较谨慎软弱的冯友兰逐渐失去了学术上的自信心，认为自己以前写出的一些学术著作有问题，应该重新改写。因此，从60年代初起他开始向“老大哥”苏联哲学权威学习研究哲学史的方法，并结合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改写《中国哲学史》。1962年，他写出《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和第二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出来后，他又感到不满意。于是再次对刚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进行改写。1964年出版了第一册修订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冯友兰家被查抄，书被封存，人被批斗、被劳动改造、被关进“牛棚”。和许多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3年，江青一伙出于政治目的，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早已被定性为“尊孔派”的冯友兰，害怕厄运又一次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于是写了两篇批孔的文章，以示自己是个“批孔派”。但不料被江青利用，借题发挥，树他为由“尊孔”转向“批孔”的典型，并把他拉进御用的写作班子当顾问，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后来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如实地叙述了这一段经历，并分析了自己所以会上“贼船”的原因：“以上，我不厌其烦地讲了一些细节，以见‘四人帮’是如何利用毛主席、党中央的威信，以欺骗人民，随之跟着他们走极左路线的。我当时自以为是跟着毛主席、党中央走的，鼓励我的那些群众也是这样想的，至少也是这样说的。

　　可是我当时也确有哗众取宠之心。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弯路，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应该说，冯走弯路，虽然有他个人的因素在内，但主要是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后人不应对他过于苛求。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思想解放和极“左”影响的被清除，冯友兰又恢复了他学术上的自信心。从80年代初开始，已85岁高龄的冯友兰开始着手写作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册，到1989年前6册先后问世。在他去世之前，第七册也已脱稿。

　　为了写这部书，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到后来，他双目已完全失明，全凭记忆，躺在病榻上用口述、助手记录的方式，完成了全书的写作。

　　《中国哲学史新编》是目前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这是冯友兰生前对中国学术发展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1990年11月26日，冯友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在北京病逝，终年95岁。

　　（郑大华）老舍老舍（1899-1966），本名舒庆春，又名舒舍予，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当他发表第一篇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开始正式用“老舍”的笔名。1900年，当老舍不满2岁时，其父在反抗八国联军的巷战中战死。此后，老舍家境极为贫困，7岁时入私塾，13岁转入京师第十三国民高等小学。1913年考入北京市立第三中学，因家境贫困不得不在半年后缀学，投考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夏，老舍毕业于供给膳宿的北京师范学校，因“品第特优”，被学务局委任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长。从此开始了他由小学而中学、大学的将近20年的教学生涯。

　　五四新文化运动唤起了老舍对新文学的浓厚兴趣。1923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期间，在《南开季刊》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习作《小铃儿》。同年夏，老舍回到北京，在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当文书，兼任北京一中国文教员。工作之余，老舍去燕京大学旁听英文，认识了英籍教授艾温士。

　　1924年秋，艾温士介绍老舍到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教授中文。在伦敦，老舍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对但丁、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作品尤为喜爱。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社会弊端，引起老舍的共鸣。

　　1925年底，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伦敦脱稿，随后以“老舍”的笔名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此后，老舍在伦敦又接连写出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均刊登在《小说月报》上。这三部长篇小说的问世，使老舍一跃而为名作家；他那独树一帜的幽默风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6年夏，老舍结束东方学院的工作，离英回国。途中因旅费不足，滞留在新加坡的华侨中学里教国文。新加坡中学生们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意识之强烈，使老舍“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为此，他毅然中止了爱情小说《大概如此》的写作，开始创作表现各被压迫民族儿童团结起来的长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春，老舍回到上海，住在郑振铎家里写完《小坡的生日》，随后回到北平。

　　旅居国外的老舍，饱尝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偏见与歧视。但黑暗中国的苦难现实，使他感到痛苦，激起他的义愤，也改变了他的创作风格。

　　从1930年夏到1937年秋，他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课余坚持写作，先后发表、出版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文博士》，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老舍幽默诗文集》和创作经验文集《老牛破车》等。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是表现中国北方（特别是北平）穷苦人民的苦难，对旧中国提出了血泪的控诉；艺术创造方面也更加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品力求真实生动，语言简洁明快，善于刻画人物个性，形成了具有鲜明独创性的老舍风格。其中，《骆驼祥子》、《离婚》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为突出。如写于1936年的《骆驼祥子》，不仅成为老舍的代表作之一，也为中国的新文学带来了国际声誉，被先后翻译为英、法、德、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匈、捷、俄、丹麦、西班牙、瑞典等近20种外文译本出版。

　　在此期间，老舍结识了洪深、王统照、臧克家、吴伯箫等文艺界人士，并与大批社会下层的拳师、艺人、商贩、人力车夫等交上朋友，对中国下层民众生活及其悲惨命运有了切身体会。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逼近济南，老舍于1937年11月15日忍痛弃家出走，开始了流亡生活。他经徐州、郑州辗转到武汉，投身到抗战的伟大斗争中。在武汉，他帮助老向、何容等主办《抗到底》半月刊，并与郭沫若、茅盾、田汉、阳翰笙、郁达夫等作家相识；在筹组全国性的文艺界抗敌组织的工作中，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指导与帮助。

　　1938年3月27日，文艺界人士数百人集会于汉口，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后迁至重庆），老舍当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此后他连选连任，直至抗战胜利。老舍在“文协”工作的7年间，广泛团结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作家、艺术家，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8年底，针对《中央日报》发表的文艺“与抗战无关”的言论，老舍代表“文协”写了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对这种不利抗战的言论提出抗议。公开信被国民党当局扣押而未能发表，却在爱国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老舍的正义行为，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屡屡加以迫害。1939年秋，老舍以文艺界代表的身份，随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到前线慰问抗日战士，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见。

　　“文协”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版会刊《抗战文艺》，推动抗战文艺的深入，老舍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还发起了“斗米千字运动”，以解决作家们的生活问题；二是举办各种座谈会、联谊会、讲座及纪念会，使文艺更好地为抗战服务。老舍为此花费了很多心血。1941年9月，老舍应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邀请，赴昆明讲学。1944年4月17日，由邵力子、郭沫若、茅盾等人发起，重庆文化界集会纪念老舍创作生活20年，《新华日报》以《作家的创作生命》为题专门发表短评，称赞老舍“不因利诱而改行，不因困难而搁笔，始终为着发扬与追求真理正义而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尽可能说出自己要说的话”。

　　整个抗战时期，老舍的文学创作均以爱国抗日、团结进步为主题，运用各种文艺形式来鼓舞人民的斗志，身体力行地实践“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1939年以前，他编写了许多抗战鼓词和抗战戏曲，大力普及通俗文艺，直接宣传抗战。1939年以后，他开始创作话剧，先后写出《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著）、《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著）、《王老虎》（又名《呼啸》，与萧亦五、赵清阁合著）。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与第二部《偷生》，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东海巴山集》，长诗《剑北篇》等。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完成于美国），全书近百万字，不仅是老舍个人创作生涯中的第一部大书，也是整个抗战文艺中首屈一指的长篇巨制。

　　1946年3月初，老舍与曹禺应邀赴美讲学。老舍在美国写出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并分别帮助郭镜秋和艾达·普鲁伊特将《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1949年10月，老舍在纽约收到了周恩来邀请他回国写作的信，乃不顾疾病未愈，立即赶到旧金山乘船归国，并于12月12日回到北京。

　　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使老舍感到欣喜万分，强烈的翻身感激发了他空前的创作热情。从归国到逝世的16年间，老舍热心从事社会活动、帮助青年作家成长的同时，勤奋写作，创作出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被誉为文艺界的劳动模范。他以创作戏剧作品为主，先后发表、出版了剧作《方珍珠》、《柳树井》、《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青霞丹雪》、《宝船》、《神拳》等，以及长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正红旗下》（未完）和《过新年》、《福星集》、《小花朵集》、《出口成章》等文集。其中话剧《龙须沟》、《茶馆》和小说《正红旗下》最为著名。话剧《龙须沟》通过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感人至深地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劳动人民的关怀。这是解放初期中国话剧创作中的最佳剧作。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授予老舍以“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写于1957年的三幕话剧《茶馆》，被评论界目为30年间话剧创作中艺术性最为完美的优秀作品。1979年，文化部授予《茶馆》以“建国三十年话剧创作荣誉奖”。1980年秋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应邀赴西欧演出《茶馆》，受到联邦德国、瑞士、法国观众的高度赞誉，开始了中国话剧出国演出的第一页。

　　老舍的创作劳动及其卓越的成就，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老舍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曾多次赴朝、苏、印、捷、日等国访问。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去世，终年68岁。（陈秀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