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把“人”看得至高无上,它是传统文、史、哲以及医学、相学等各门学科与各门艺术研究或表达的对象,既具有可认知性,又有几分飘忽不定乃至不可捉摸性。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建设既成绩斐然,又举步维艰。一方面,我们兼收并蓄地引进了大量西方文艺理论成品,并以此为工具,阐释中国文学文本,开拓了研究思路与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在应用这些理论时往往大肆以西方话语代替本土文论,陷入生搬硬套的泥潭,导致本土文论“失语”。

　　在20世纪红极一时的“典型”理论成为明日黄花后,旧式“人物分析”方法越来越显得美中不足,大多按照现实标准对人物进行价值判断、伦理判断,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休止争端,其失势在所难免。而近些年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似乎又被一家独大的“叙事学”包揽下来,甚至大有“一统天下”之势。对其弊端,有些西方学者已有所觉察,并进行过初步反思。事实上,“叙事学”一家独大就像当年“典型”理论统治文论界,同样是学术生态不健全的表现。为打破这种局面,理应适时地运用跨文化、跨学科等方法,通过对中国文学文本及相应评点理论的阐释、还原、整合和绎解,构建一套本土化、自主性的“中国写人学”体系,使之与姹紫嫣红的中外“叙事学”理论争奇斗妍。

　　以“人”为核心的理论原点

　　所谓“中国写人学”,是黄霖于2002年针对风行的“西方叙事学”提出来的。面对学界对西方理论追风逐浪的风气,他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走自己的路,探索与总结一种立足本土的而不是照搬或套用西方的、以论“人”为核心的而不是以论“事”为中心的理论呢?为此,他一方面强调构建“写人学”自然不能与分析“叙事学”截然分开,一方面又突出“中国”与“写人”两个方面,力求基于传统文论建立一套写人文艺理论体系。其立论的理念并非剑指某个独立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