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于桂凤(1973- ),女,黑龙江阿城人,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克莱蒙神学院访问学者。江苏 徐州 221116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中国学术界自觉反思与深入研究的对象,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创新的一种范式。作为一种哲学创新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既是一种以开掘“本土”思想资源为中心的理论探索,又是一种以“反思”为核心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同时还是一种立足于“中国问题”而非西方问题的哲学理论创新。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基本特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中国哲学界深入研究的对象,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种范式。作为一种哲学创新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既是一种以开掘“本土”思想资源为中心的理论探索,又是一种以“反思”为核心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同时还是一种立足于“中国问题”而非西方问题的哲学理论创新。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哲学创新范式的上述特征,有助于整体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一、以开掘“本土”思想资源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以开掘“本土”思想资源为中心的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最大的特点,也是其优势所在。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主题、内容、关注的焦点等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虽然强调哲学研究的世界视野,重视对西方思想资源的借鉴与吸收,但更侧重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反思与开掘。此处的“本土”思想资源是从广义上理解的,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前就已存在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新生成的思想资源。

　　从学理上看,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之所以以开掘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中心,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所决定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外来的西方文化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能否顺利进行、能够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取得什么样的成果,直接受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影响。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可能回避对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反思,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众所周知,按照一般通行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实践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二是文化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应这两个层面的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条路径:实践路径与文化路径。文化路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是一个文化反思、重估与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反思、重估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另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因素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正因如此,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然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新解读与深度阐释,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估或重建,而事实上的研究也的确如此。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开掘,又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对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任务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仅要“返本”——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对这一历史进程及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理论进行客观的描述与分析,而且还要“开新”——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这种“开新”当然离不开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支撑,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借鉴与吸收,而且这种建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同时,这种建构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创造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能够为这种建构提供具有启示意义的方法论指导。另外,这一“返本开新”过程,也是在中西文化思想的碰撞中探寻民族文化之根的过程,必然包含对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发掘。

　　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发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过程中,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由于这一论题所涉及内容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往往在多角度、多层面、多维度中展开。除思想关系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外,还存在学派、人物观点的比较研究,如对马克思、恩格斯与中国传统哲学流派、哲学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如有学者对儒家与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进行比较研究[1],对马克思哲学与孔子哲学进行比较研究[2]。在这些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对立说”、“并存说”、“融合说”[3],近几年更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融合、会通、对话问题,学者们围绕二者融合、会通、对话的可能性、必然性、意义、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这种探讨中,人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例如,有学者指出,受历史条件制约,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化研究范式,忽略了对新儒学的吸收[4]。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有个别学者对新儒学仍持批判态度外,大部分学者主张将“现代新儒学的合理成分融入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真正融合”[5]。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标志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发展道路与经验的深刻总结,因而是具有非常显著的本土化特征的理论成果。学术界围绕这些理论成果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相对要多一些,出现了一批重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如雍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庄福龄等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胡为雄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许全兴的《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汪澍白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等。近些年,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掘呈现出从宏观走向微观的趋势,如李维武对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的深入解读[6],李佑新等对毛泽东“实事求是”与湘学经世务实传统的关系的历史分析[7],王南湜对毛泽东哲学中中国传统元素的“重估”[8],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