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离与共建：现代性视阈下乡村文化的危机与重建

　　On the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Culture from the Modernity Perspective

　　作者简介：闫惠惠，郝书翠，山东大学(威海)马克思主义教学部，山东威海 264209 闫惠惠(1976- )，女，河南温县人，山东大学(威海)马克思主义教学部讲师，山东大学(威海)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郝书翠(1975- )，女，山东嘉祥人，山东大学(威海)马克思主义教学部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比较研究。 

　　原发信息：《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2016年第20161期 第152-158页 

　　内容提要：在现代性的冲击下，“离土”性使乡村社会的“历史感”与“当地感”被剥离，破坏了乡村旧有之意，也带来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坍塌。当我们用“他者”的视角、以现代性模式来改造农村时，却在实践中发现农村现代性转变既缺乏产业基础，也缺乏精神基础。双重缺失使中国农村现代性无法确立，也使得乡村文化的重构未能完成。多元现代性理论为中国农村现代性实现提供新的路径的同时，也为传统乡村文化的重建提供了可能。现代性模式的确立与乡村文化的重建，是一个内生于中国农村的同构过程。目前，关注多方博弈中各种力量的均衡，给予农民更多的“话语权”是现代性与乡村文化共建的关键。 

　　关键词：现代性/乡村文化/文化危机/文化重建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3CKS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研究资助项目：15JD710064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6)01～0152～07

　　当全球化裹挟着现代性的因子席卷而来时，异于西方文明的各国文化在强力冲击下几无立锥之地。在西方现代性标准衡量下，其他文明都面临着解构与重建的命运。而其中，中国乡村由于同时受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冲击，乡村文化似乎成了解构“重灾区”。目前，学界对于乡村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命运，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乡村文化危机论，王晓明、贺雪峰等社会学学者秉持这一观点；另一种是乡村文化存续论，黄应贵、赵旭东等人类学学者秉持这一观点。乡村文化将何去何从?乡村文化以何种姿态完成与现代性的共处，现代性会对乡村文化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完成它的重构?就成了未来乡村文化构建中需厘清的重要议题。

　　一、成为问题的乡村文化

　　乡土性是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特点的判断，他指出乡村中生活的人们是“生于斯、死于斯”。乡土社会中，人们生活的核心是“土地”，在土地上的耕作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衍生出了相应的社会制度及文化形态。乡村生活的意义就由围绕“乡土性”而带来的“当地感”和“历史感”构成。村民们往往在某一村落长期生活，即使迫于外界原因迁徙至其他地方，只要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就会祖祖辈辈扎根在那里，没有战乱或其他特殊原因不会离开，一个家族会少则数百年，多则上千年地在某一村落生活。长期在一个固定地方的生活一方面会形成对该地的占有和依赖意识，地理环境是人们“当地感”形成的空间载体。另一方面，在某一固定地域的长期生活，及自祖辈一代代留存下来的记忆，就形成了“历史感”，这些记忆成了人们情感上的依托[1]。土地是一个有效的粘合剂，以“当地感”与“历史感”为依托，在这二维空间中建构了乡村意义。这一过程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变化，工业化使乡村原有的生活、生产方式都无以延续①。固守封闭、发展缓慢的中国乡村自然经济已无法延续，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寻找新的出路，城市吸引了大量的破产农民。改革开放后，这一过程并未消逝，仍然延续并加剧。在市场经济确立过程中，城乡间的差别，使农村收益低于城市，农民纷纷走入城市。20世纪以来农民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动影响了社会的基本构成，整个社会的构成基础由“乡土”向“离土”转变。

　　随着农村青年有规律的迁徙，大量劳动力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开始了候鸟式的生活。这就造成中国乡土社会目前的特点是“离土”，留守儿童、留守妇女成为乡村社会的主体。“离土”社会对“历史感”和“当地感”产生破坏，村民离开故土，隔断了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共同记忆，造成集体记忆的缺失。与此同时，城市又难以吸纳数亿的农民，或给予其与城市人同等的身份与收入，农民被冠以“农民工”的称谓。未能有效对接的新旧生活破坏了原有的生存环境与旧的秩序，也动摇了农民生活的空间与时间体系，却未能建立新的范式。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被破坏，以此为基础的文化被否定。以土地为基础的乡村行动逻辑与行动导向被瓦解，差序格局基础上的礼俗秩序需进行重构。原有的一系列庆典活动，如春节、中秋等民俗，本是与农耕社会下的生产与生活相对应的，这些活动同时也是乡土文化的载体，如今，随着农民进入城市，割裂了与土地间的联系，与土地相连接的民俗活动随之式微。即使存在，也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有学者指出，农村的年长者在传统与现代游离，知识更新慢，被认为不合时宜。青年一代不再局限于通过土地来增加收益，对乡村秩序的构建成为缺席者，原有的民俗仪式已失去了它的文化功能，民俗仪式变成“仪式体操”，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一仪式推动旅游业，增加收益。贺雪峰曾经总结道，现代性不仅是器物层面的，更应是观念层面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被卷入现代性的旋涡中，越卷越深，从物质生产到行动准则再到价值观构建上系统地改造了中国农村，整个过程并非浮光掠影般划过中国乡村，却像篦子一样，细细地梳理、改造传统，甚至是彻底地消灭传统[2]56。

　　马凌诺斯基②与宁山横夫③分别将文化分成两个层次与三个层次，但他们都认为就文化变迁的内在进程而言，往往始于物质文化，随后进入制度与精神文化。这一变化过程中，物质文化往往最先变化，最容易被人们接受。而精神文化由于须经过人们长期的生活、生产的变迁、认同、接纳这一过程方能形成，因此变化最为困难，但影响也最为深远。当我们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以现代性为坐标去推动社会发展时，却发现嫁接来的现代性，虽然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却不能嫁接西方文化。而且，西方模式的生产方式，也未能如预期设想在中国乡村畅行无阻。由此，现代性冲刷下的中国乡村社会与乡村文化面临的境况是，一方面原有居住环境、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人际交往范围甚至语言都不断地变化着，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减少了，原来的归属感、家园感逐渐丧失；另一方面，“水土不服”的西方式现代性未能帮助我们建立起现代的农业生产体系，建立新的现代性文化，发展滞涸下的乡村现代性带来了乡村文化的凌乱。现代性对乡村社会与乡村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