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林尚立

　　作者简介:林尚立(1963- ),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上海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在中国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中,协商民主在中国所承载的功能要大大超越协商民主本身。协商民主赋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具体的形态:即共生政治和共治结构;同时赋予中国社会实现长远发展所需要整合的结构。然而客观地讲,协商民主虽然经历过革命与新中国成立的实践和洗礼,但在现代化逻辑下的运行还是比较稚嫩和粗陋的,其健全与发展还面临诸多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由于中国协商民主所具有的这些功能与中国特色现代政治的形成、运行和发展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所以,对中国来说,发展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在民主建设中全面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战略平台与关键路径。基于此,协商民主建设应该有更全局、更全面、更长远的部署与推进。

　　关 键 词:协商民主/共生政治/民主功能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协商民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既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共和民主传统和人民民主实践形成了深刻的契合关系,又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群众路线相伴相随、荣辱与共;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运行互为表里,又与中国基层民主的实践有机统一。这决定了在中国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中,协商民主既是一种人民民主的实践形式,同时也是党的领导、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与机制。因而,协商民主在中国所承载的功能必然要大大超越出协商民主本身,成为同时支撑党、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力量。就民主运行的形式讲,作为人民民主两大重要形式的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但就民主运行的功能讲,即从民主创造国家治理与社会进步的角度讲,协商民主对中国的发展更具全局性和根本性。这不是两种民主形式孰优孰劣决定的,而是两种民主形式与中国政治形态契合性程度决定的。

　　一、共生政治:协商民主与民主共和

　　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运行的现代政治与其传统政治都有很大的区别,原因在于两者的逻辑起点完全不同。现代政治是以人的个体独立存在为逻辑起点的,而传统政治是以人的共同体存在为前提的。然而,各国的实践表明,从共同逻辑起点出发的现代政治在不同国家的实际运行形态是不同的,一方面体现为各国政治制度安排及其内在结构的差异;另一方面体现为支撑整个政治体系运行的文化取向的差异。这两方面的差异是互为表里的。导致这两方面差异的根源还是各国所秉承的历史与文化。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本国的历史与现实出发的,其主体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塑造的民族与民众。现代化及其所决定的现代政治可以从全新的逻辑起点出发,但不可能脱离历史与社会所塑造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即不可能脱离其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实践证明,现代化不论走多远,其根依然在历史与传统所塑造的文化血脉之中,失去了这种血脉之根,现代化只有形式,没有灵魂;只有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家园。现代化是如此,作为现代化组成部分的现代政治建设和发展更是如此。

　　传统对现代的塑造是通过文化实现的。亨廷顿在其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中认为,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话是对文化在人世间作用的最明智论述,即:“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1](p3)亨廷顿就是由此出发来研究文化如何促进社会进步的。研究表明,文化与政治能否在积极取向上相互塑造对社会进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国家与社会进步,既离不开其文化的作用,也离不开其政治的作用,其文化只有能够支撑新政治才能发挥作用;其政治只有契合文化之精神才能发挥作用。因而,任何国家成长所需要的实际政治,都一定是现代政治与文化传统相互塑造而形成的,国度不同,文化不同,其政治形态自然不同。中国运行的共生政治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既符合现代政治精神,又符合中国文化传统。

　　民主共和开启了中国现代政治历程。共和民主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关怀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理念,于是,共和民主在把拥有二千多年政治文明史的古老中国带入现代政治时代的同时,也基本维护住了古老帝国土地和人民,使其实现整体性的革命转型。在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之中,“天下为公”中的天下,既是外在的,以国为本;同时,又是内在的,以心为天。所以,不论个人,还是民族,要成就伟业,都必须有一颗包容无限的心。这样,正心诚意就成为立于天地之间,开创天下伟业的起点,由此展开的人生画卷和民族前程的逻辑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将这个逻辑概括为“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就认为这是中国人应该掌握的“天下国家道理”。[2]

　　中国的天下国家道理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是以人为前提,以民为根本的。不过,这个“人”的现实存在与作为现代西方政治前提的“人”的现实存在是不同的,即不是个体的独立存在,而是人与人的共在。以独立个人存在为逻辑起点的西方现代政治发展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价值,“自由”是其中的核心;而以人与人共在为逻辑起点的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出了“仁、义、礼、智、信”的政治价值,“仁”则是其中的核心。于是,中国创造的古典政治,既不同于以人的共同体存在为前提的西方古典政治,也不同于以独立个人存在为前提的西方现代政治,它是介于两者之中,既具古典性,又具现代性的政治,古典性体现为人与人的共在本质上还是强调人的共同体存在;现代性体现为人与人的共在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共在。如果说西方古典政治是安排群体的共同体存在的“群体政治”,西方现代政治是实现个体自由的“个体政治”,那么中国古典政治则是解决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两人政治”。中国的共生政治就是由此发源的。

　　“两人政治”的核心价值就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而“爱人”的关键就是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所以,“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一是克己复礼;二是行五者于天下,即“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样,仁爱在,人与人之间不仅能够共处,而且能够相互促进,由此推而广之,则社会和谐,天下大同。这就是中国人所理想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见,以“仁”为核心价值的“两人政治”,即从个人出发,通过惠及他人,从而成就自己。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从而将自我与他者结合,将个体与社会融合。这种从自我出发,但又超越自我的政治,虽萌生于古代社会,但具有现代性,在现代民主政治实践中具有非凡的意义。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表明,正如“个体政治”所创造的政治运行形态是竞争政治一样,“两人政治”所创造的政治运行形态应该是共生政治:即在天地人共存共生中成就人类;在你我他共生共存中成就个人;在国与国共生共存中成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