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麻宝斌/于丽春/杜平

　　作者简介:麻宝斌(1973-),男,吉林敦化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社会正义与政府治理研究,长春 130012;于丽春(1990-),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政治学研究;杜平(1981-),男,山东滨州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政治学研究,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不仅要求有完善的制度来保障民众的参与权利,还要求民众具备积极的参与意愿。只有这样,民主制度的作用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传统上,受“臣民意识”影响,中国民众是依附于传统权威的,缺乏参与机会和意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民众的政治参与机会越来越多,这必然要求民众的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从机会和意愿两个维度对民众政治参与认知状况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参与机会的增加并不能等同于民众参与意愿的增强。这表明,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完善相关制度,还要培养民众的参与意识,促进现代公民成长。

　　关 键 词:转型时期/政治参与/认知状况/机会/意愿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可以从多个侧面描述这一时期的变化,但是,现代化无疑是一个可以囊括这些侧面的核心主题。据此进行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变化均体现出一种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共性特征。现代化指的是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它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包括技术、制度、观念等不同层次的内容。其中,在政治领域,“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以及大众参政化就构成了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的分水岭”[1]。因此,政治参与成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内容,“对那些处于由简单的乡村农业社会向高度复杂的都市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政治参与的水平、形式和基础的变化,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固有部分”[2]。政治参与是“参与制定、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它包括多种不同的形式。Sherry R.Amstein将政治参与和公民权利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参与的本质就是公民权利,并且根据公民权利对结果影响程度的不同,将政治参与的形式分为三种层次共八种类型,它们呈“梯子状”分布,从上到下依次是:最高层次的是公民控制、代表、伙伴关系;中间层次的是建议、咨询、了解;最低层次的是训导、操纵。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参与的范围和形式也不断得到拓展,其最新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从民主选举向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扩展”;“参与客体从政府政策目标向公共事务的结果目标扩展”;“积极参与受到更多的强调”[3]。

　　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来保障民众的参与权利就成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为广大人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基层民主制度主要包括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等形式。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共计68.2万个,其中:村委会58.5万个,村民小组470.4万个,村委会成员230.5万人;居委会96 693个,居民小组135.8万个,居委会成员49.7万人”[4]。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是企业事业单位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制度。1986年9月15日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规定,“企业在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健全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度和其他民主管理制度,保障与发挥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在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权力和作用”[5]。

　　政治参与不仅需要制度的不断完善以保障民众的参与权利,还要求民众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政治参与的理想状态应当是机会与意愿的“齐头并进”,这样才能使民主制度有效运转起来。“在公众参与中,制度化参与渠道的建构和公众参与文化的形成是至关重要又彼此相关的两项因素”[6],前者回答的是民众有没有参与机会的问题,而后者回答的是民众有没有积极参与意愿的问题。在传统社会,受到“三纲五常”等因素的影响,“深植于人们政治意识之中的是臣民观念”[7],服从于传统权威是臣民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是不可能有参与机会和参与意识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民众的政治参与机会越来越多,这就必然要求民众具备积极的参与意愿。但是,政治参与意愿属于政治文化的内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变迁的速度是相对较慢的,并且呈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存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与参与型政治文化相背离的某些文化传统依然在发挥着影响,而且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相当大程度上对政治参与起到限制作用”[8]。那么,在现阶段,民众的政治参与意愿是否能够与不断增加的政治参与机会相适应?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尝试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从参与和意愿两个维度对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认知状况进行分析。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民众政治参与状况研究。《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1)》将目前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形式归纳为“选举参与、政策参与、人民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参与、接触式参与等类型”[9]。史天健将北京市民的参与形式归纳为选举等不同类型。那么,在这些参与途径中,民众更倾向于哪一种形式?《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3)》对民众政治参与类型偏好进行的调查发现,调查对象对不同参与形式的重要性程度的评价从高到低依次是:各种选举;基层群众自治;社会团体活动;上访等形式维权;政策讨论;在互联网发表个人意见。对民众实际有过的参与行为的调查发现,民众的参与行为从多到少依次是:为一项社会活动组织募捐或者筹集;参加与政治有关的各种会议;向上级政府领导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社会组织表达自己的观点;为某项特定的理想或事业加入组织;在互联网有关政治主题的论坛或者讨论组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请愿书上签名;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游行、静坐、示威。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多是围绕民众在这些参与形式中的实际参与状况进行分析的。选举参与状况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和群众自治组织选举方面,包括:对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参选率问题进行的分析;对农民政治参与认知、权利意识等问题进行的研究[10];对浙江省先富群体的参政议政行为和一些新兴中产阶级群体的政治参与行为进行的研究;对城市社区选举中的政治冷漠与高选举率并存现象的原因进行的分析;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实际投票过程(是否自己填写选票?若不是,是否征询投票人的意见?是否亲自投票入箱?)进行的研究发现,选民实际的“完整”投票率要明显低于毛投票率[11]。关于基层自治参与的研究,主要是对农村居民在村民自治中的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进行了研究。在政策参与研究中,有学者对民众的政策参与问题进行了研究[12]。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1)》从代表选举、居委会和村委会选举、群众自治、政策参与等四个方面对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状况进行了综合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