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史辨”运动兴起后，为找到自己真正的古史，学界开启了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明化的历程。由酋邦，到王国，再到帝国，构成了古代中国从文明、国家的起源、形成、发展到衰亡的全过程。回顾这一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不可调和时才出现的强制性机构，但它也具有随着社会复杂化而提出的社会管理和保持社会运转的职能。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也不一样，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国家也必然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甚至遵循不同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应该将之放在中国所处的特定地理自然环境中，放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特定文化格局中。

　　关键词：酋邦/王国/帝国/文明化/国家起源

　　由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一书所构建的“三皇五帝夏商周”古史体系，两千多年来未曾遭到怀疑。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运动，通过疑古书、疑古事、疑古人的方式，提出以往的古史都是“层累地造成的”，从而彻底否定了司马迁古史体系的真实性①。那么中国还有没有自己的古史，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古史？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可李玄伯教授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一文中提出的“走考古学之路”②，即从野外调查发掘的古人留下来的遗迹、遗物中去寻找真实的史料，才能建设可信的历史。于是继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③，1926年李济对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④，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以李济为组长的考古组对河南安阳小屯的发掘[1]，便开启了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明化的历程。

　　一、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明化的历程

　　1928年开始的小屯遗址的发掘，发现了成组的大型宫殿基址、多座商王陵墓、大量的甲骨文字，还有制作精良的玉器、骨器，造型奇特、花纹瑰丽的青铜器和铸铜、制陶、制玉等手工业作坊遗址，特别是甲骨文中商王世系的释读，证明安阳小屯就是古本《竹书纪年》盘庚迁殷“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商朝最后一个国都殷的所在地，商后期历史成为了信史。

　　1950年早于安阳小屯的郑州二里冈商文化的发现和1955年开始的与其同时期的郑州商城的发掘[2]，发现了宫城、内城、外廓城三重城垣，大型储水池和给排水设施，大型宫殿基址，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葬，青铜器窖藏坑，铸铜、制玉、制陶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周邻不远起拱卫作用的诸如望京楼商城等多座次级城邑。由于战国“亳丘”陶文的多次出土，以及范围广大的遗址规模和延续时间，邹衡考证此地应即文献讲的“汤始居亳”的商朝第一个国都“亳”的所在地[3]，此说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司马迁《史记》和不少先秦文献都记载说商朝之前有一个夏朝。1959年徐旭生以71岁高龄赴豫西进行的“夏墟”调查[4]和当年对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5]，开启了从考古学上对夏文化的艰难探索。之后陆续发掘了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6]、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7]。1977年安金槐在王城岗发掘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遂即召开了被称为首次夏文化研讨会的“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出席会议并讲话，指出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为研究指明了方向[8]。会上，二里头、东下冯、王城岗等考古队汇报了各自的收获，总结了围绕夏文化探索提出的各种观点，共有二里头文化一期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二里头一至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是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不是夏文化等四种看法。

　　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9]设立的“夏文化研究课题”，下辖“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研究”“夏商分界研究”“新砦期遗存研究”“商州东龙山遗址研究”等六个专题，明确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作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并拟定了需重新发掘的遗址，扩大了探索夏文化的范围，同时采集系列含碳样品进行年代测定。“夏商周断代工程”期间和其后的连续发掘，发现了早于小城的面积达34.8万平方米的王城岗大城[7]b、新密新砦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和含有较多东方文化因素的新砦期城[10]、巩义花地嘴有两条环壕的单纯的新砦期大型聚落[11]、荥阳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12]、偃师二里头宫城[5]b、郑州东赵新砦期城和二里头文化城等[13]，参之系列C14测年结果，从而使我们得以构建起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的以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为代表的夏早期文化——以新砦期遗存为代表的“夷羿代夏”时期的夏文化——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少康中兴”至夏桀灭国时期的夏文化这一完整的夏文化发展系列⑤，夏文化也从虚无缥缈的传说逐渐变成了清晰可见的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