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潘文卿/娄莹/李宏彬

　　作者简介:潘文卿,娄莹,李宏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电子信箱:panwq@sem.tsinghua.edu.cn,louy.11@sem.tsinghua.edu.cn,lihongbin@sem.tsinghua.edu.cn(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本文首次采用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大样本数据库(WIOD),对价值链贸易对国家间经济周期的联动性影响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并对中国的现实经验进行了初步讨论。结果表明:(1)价值链贸易显著影响着双边经济周期的联动性,并且对双边贸易对双边产出联动性的影响具有“放大”效应;(2)从全球范围看,经济距离、产业内贸易是影响价值链贸易作用发挥的两个重要因素,经济距离越长,价值链贸易的影响就越弱,而产业内贸易则对价值链贸易的影响也具有“放大”作用;(3)中国的现实表现与国际规律基本一致,价值链贸易不仅独立地影响着双边经济周期的联动性,而且对双边贸易对双边产出联动性的影响也具有“放大”作用,但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并不显著;(4)将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进一步分为亚太地区与欧美等其他地区两大类后,发现中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特征主导了中国同其贸易伙伴国间的经济联动性。

　　关 键 词:价值链贸易/产业内贸易/经济周期联动性/WIOD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1970～1999年的三个10年里,世界平均实际GDP相关系数均低于0.1,而在2000～2009年间,这一数字达到了0.32。①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较1960年增长了2倍(Di Giovanni & Levchenko,2010)。因此,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性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成为人们越来越关心的问题。

　　目前已有许多文献从实证角度对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性问题进行分析与检验。最早的研究出自Frankel & Rose(1998),他们使用20个工业化国家30年的数据研究发现,贸易联系更密切的国家之间拥有着更加相似的商业周期,两国的双边贸易量与它们GDP间的相关系数呈现出正相关的变化态势,这被人们称为双边贸易的FR效应(Frankel and Rose Effect)。

　　在此期间,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随着全球“碎片化”(fragmentization)生产模式的加剧而出现的对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的探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价值链贸易问题。近年来,随着交通成本与通信成本的下降,全球价值链的概念逐渐得到了各国的认可,越来越多的商品不再由某个单一国家生产与销售,而是由多个国家垂直分工协作完成。由于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也日益显著起来。然而,目前从实证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献还较少。Burstein et al.(2008)利用美国的跨国公司与其海外子公司的贸易额以及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工厂之间的贸易额来衡量价值链贸易,发现当控制了价值链贸易后,双边贸易对两国产出联动性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价值链贸易与双边经济周期联动性显著正相关。Ng(2010)利用30个国家的数据发现,价值链贸易会促进国际经济周期的联动性,而控制了价值链贸易后的传统国际贸易则会削弱国际经济周期的联动性。Di Giovanni & Levchenko(2010)首次采用55个国家、28个制造业的数据,从行业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他们发现不同国家两个产业间以垂直贸易为特征的价值链贸易强度越大,双边贸易对两产业部门产出联动的正向促进作用就越强。

　　虽然Ng(2010)与Di Giovanni & Levchenko(2010)较早地从全球视角估计了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影响,但都存在如下两个问题:第一,数据较为陈旧,无法反映最新的情况;第二,数据间的匹配性较差,国家或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没有年度变化或国别变化,使得估计结果可能出现偏差。Ng(2010)使用1970年的贸易与生产数据以及1995年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分别计算了1970年的双边贸易强度与1995年的价值链贸易强度,并以它们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它们对1970～2004年双边GDP相关系数的影响。这里仅用两个不同年份的静态数据来估计一个时期的变化特征,由于数据间的不匹配而可能导致估计出现偏差。Di Giovanni & Levchenko(2010)的研究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文章假设世界各国的投入产出关系都是相同的,并采用美国1997年的投入产出关系作为所有国家所有时间投入产出关系的替代,从而忽视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忽略了不同国家间经济结构的差异,二是忽略了经济结构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显然,这一做法与现实情况差距较大,也会影响其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本文的工作之一是,利用较为完善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库(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来较好地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本文采用的WIOD数据库包含1995～2009年40个国家的双边投入产出数据,一方面数据年代较新,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国际化垂直分工对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作用;另一方面,40个国家连续15年的双边投入产出数据也使我们能更为精确地刻画不同国家间的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化以及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上垂直分工地位的演进,有效地克服了Ng(2010)与Di Giovanni & Levchenko(2010)的研究中出现的数据无年度变化和不匹配所带来的估计偏差。同时,我们的研究将引入价值链贸易与双边贸易的交叉项,这将使我们能够进一步考察价值链贸易是否还会对双边贸易的FR效应带来影响。当然,由于价值链上两产业间的经济距离以及产业内贸易可能都是影响双边产出联动性变化的重要因素,我们也引入这些因素以控制它们的影响。

　　本文的第二项工作是检验中国的对外贸易同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的联动性是否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如果显著,那么是否也符合上述一般的国际规律呢?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强度、贸易类别、贸易边际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等方面。如程慧芳和岑丽君(2010)选取1990～2008年中国及其27个主要贸易伙伴的数据研究发现,在影响中国与发达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上,贸易强度的作用大于投资。梅冬州等(2012)建立实证模型验证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发现消费品贸易的规模越大,两国的经济协动性越低;生产品贸易的规模越大,两国的经济协同程度越高。刘恩专和刘立军(2012)考察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间的出口贸易三元边际对其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他们发现,双边数量边际、双边价格边际对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国间经济周期的协同效应并不显著,双边广度边际会对经济周期协同性产生显著的正效应。尽管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不完全相同,关注的视角也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未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间不同特征的贸易变动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差异性影响进行全面的考察。本研究仍采用与研究全球经济联动性相一致的方法,同时通过WIOD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进一步考察中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价值链贸易及产业内贸易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