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符平

　　作者简介：符平，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15年第11期 第91-102页

　　内容提要：中国的经济社会学迄今经历了两个15年的发展阶段。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学在学科的制度化发展上获得实质性突破，尤其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更大成就。一方面，对国外理论进行了反思性借鉴，学者们对于理性选择、嵌入性和社会资本等重要理论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对经济社会学中一些古典议题和方法论也进行了再研究；另一方面，经验研究的主题大为拓展，问题意识和规范意识有了显著提高，在市场与公司、政府与市场/产业关系、产权与经济组织治理等主要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中国经济社会学在进步的同时也潜藏着深刻的学科地位危机和严峻挑战，具体表现为：面向时代提出大问题、回答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欠缺；对业已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各领域的若干重要经济制度、经济现象和经济群体研究不够；在研究路径上结构分析和实证主义居于主流，缺乏综合视野特别是文化、意义视角的观照，且较少关注经济影响和建构社会的反向过程。

　　关 键 词：经济社会学/市场/公司/产权/经济组织治理/economic sociology/markets/corporation/property rights/economics organization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市场社会学的协调理论及其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2BSH047)、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及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1306)、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市场的社会建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1089)的阶段性成果。

　　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是伴随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开始的。该领域最早公开发表的成果可能是杨继明在1985年专门介绍富永健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的文章①。如果以此为起点，至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已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重建之初便将经济社会学视为社会学专业建设的“六腑”之一②。然而，经济社会学尽管起步较早且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学学科体系里十分重要的分支学科，但学科进步却一直较为缓慢，甚至还落后于“六腑”之外的一些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

　　总体来看，过去30年对于经济社会学来说可根据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为前后两个15年：前15年(1985～2000年)是初创阶段，这期间主要是译介国外的教材、理论和方法，研究上以直白的调研报告和将西方理论简单运用到中国经济现象的解释为主；承接前15年奠定的基础，后15年(2001～2015年)属于快速发展和提升的阶段。随着社会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趋于完善，加上海外学成归来的学者陆续加入经济社会学研究队伍，这期间中国学者对国外经济社会学的把握臻于理性、理解更为深刻，对国外研究的立场和态度开始进入基于反思性借鉴的扬弃阶段，初步建立起了学术对话意识。本文旨在回顾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学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反思当前研究仍然存在的问题以及有待改进和完善的方向，以期为今后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提供参照。

　　一、对国外理论的建设性反思研究

　　(一)重要理论的反思和深化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表明，学者们更加注重结合中国现实，对国外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式建构，而不是一味地走“拿来主义”路线。这在理性选择、嵌入性和社会资本等重要理论的探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主流经济学解释经济现象的起点是“理性选择”的行为假设，理性选择理论无疑构成了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面对该理论简洁而强大的解释力及业已产生的广泛影响，社会学家曾经认为只需增加若干社会学因素到该框架中去，便可建构自己学科的理性选择理论，实现从行动入手而落实到对整体或系统的解释。对此，中国学者作出了深刻反省。李培林通过阐释小农理性、家庭理性、东方理性和集体行动理性等经典命题，分析了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困境及其面临的来自经济学内外的种种挑战，同时也指出了社会学批评的误区，指明理性选择理论要解决的真正难题在于理性的社会选择何以可能的问题③。刘少杰认为，应该承认把理性选择置于社会结构中开展研究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起点和基础，但科尔曼构建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制造了一种研究方法不适用于研究对象的方法错位④。他还在剖析理性选择理论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受感性意识支配的选择行为，分析了感性选择的社会基础、逻辑依据及其现实表现⑤。可以说，社会学家总体上都还是认可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但究竟如何构造规范而系统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尽管过去有国内外学者做过尝试和努力，但这一目标显然到目前还没有实现。

　　对国外理论的反思更多的是针对经济社会学的核心理论。“嵌入性”是美国新经济社会学旗帜性的理论纲领，而且也可能是经济社会学迄今最具跨学科影响的一个理论视角。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学界对嵌入性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而大量应用研究则远远超出了经济社会学的范畴，既包括经济行为、企业管理、产业集群和市场发展等传统经济议题，也涉及法学、政治和教育等学科的非经济议题。这显示出经济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跨学科影响。就嵌入性所面对的理论问题，一些研究者回到波兰尼、诺斯等人的思想，围绕社会学如何研究市场、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和思考⑥。关于嵌入性的理论讨论涉及嵌入性的内涵、维度和领域拓展，形成的核心主张是从最初含义的网络嵌入性拓展到经济之于社会的整体嵌入性⑦。嵌入性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存在的关键问题是其分析性和操作性较弱。对此，最近刘世定从既有研究中辨析出针对嵌入性的若干分析性概念，讨论了不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在增加假定之后探讨了理论分析的可行路径⑧。刘世定为嵌入性如何能作为一个真正具备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并结合机制分析做出了有益尝试，后续研究如能跟进必将实质性地深化“嵌入性”问题的研究，使其不仅仅只是一种思想或笼统松散的概念。

　　资本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自布迪厄将资本范畴从经济维度拓展到文化和社会维度至今⑨，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一直是经济社会学的重要议题。学者们对近乎白热化的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反思⑩，但这不影响社会资本在经济和非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11)。关于社会资本理论及方法本身的讨论更加深入。比如，翟学伟区别了关系与社会资本的诸多差异性特征，指出前者的研究基础是家庭本位的社会，而后者是公民社会(12)；梁玉成反思了其同质性和内生性问题(13)；另有一些学者修正了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14)。社会资本理论从其产生之日起便在国内外一直饱受各种批评，但该理论的时髦却也说明了经济学与社会学交融下产生的经济社会学视角的旺盛生命力。不过在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除了少数关涉社会资本与劳动力市场过程、企业行为和产业集群等经济主题，大多数研究是借用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分析非经济问题。因此，社会资本与经济过程的关系研究还有探索的空间。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还需警惕的是不加辨别地套用类似社会资本这样的流行理论视角而使研究本身失去原本可以达致的更大学术价值。布迪厄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文化资本虽然具有强烈的经济社会学意味，但他创造这个概念是为分析地位再生产而服务的，或者说“利用经济学隐喻来揭示现实社会中各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15)。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文化资本视角来透视不同群体的地位获得、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等问题，经济现象中的文化资本问题还缺乏关注和研究。

　　(二)古典议题和方法论的再研究

　　对于古典时代的经济社会学，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相较于具体的理论和观点，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所奠定的经济社会学方法、视角和精神的价值更加重要(16)，因此值得在“再发现”和“再探讨”的基础上予以继承和发扬，而当下研究的一些转向便可视为是对古典议题和方法论传统的回归。古典时代经济社会学对理论的综合策略便是其重要特色，而理论综合视角也在关于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一些研究中得到了体现(17)。

　　韦伯对包括经济社会学在内的方法论主张对当代学者具有持久的吸引力。何蓉将韦伯置于其学术背景之下，结合具体研究议题说明了韦伯社会-经济的实质研究是在历史学派内部对边际效用学派理论的借鉴与发展，探讨了韦伯如何通过综合的研究策略使经济现象与社会机制之间建立起联系(18)。王楠深刻检讨了韦伯方法论中理性、价值信念与非理性等诸多对立范畴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他认为，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力图围绕价值来建立一套化解理论与经验、主观与客观、理性与非理性等对立紧张的方法论程式，让研究者在各种对立之间往复运动，借助包含价值的历史个体和理想类型，通过超越主客观对立的价值阐释来说明历史、文化与社会的诸种独特现象(19)。另有学者重新审视了韦伯方法论中的“价值分析”和“价值中立问题”(20)。韩秀记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韦伯是如何为当代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分析特别是市场研究中的制度主义奠定理论基础的(21)。上述研究从议题或方法论层面对韦伯思想进行了精到分析，而中国的经济社会学如何面对韦伯理论和中国的韦伯命题，事实上仍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此外，马克思、齐美尔、涂尔干等同样为经济社会学的古典传统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相对于韦伯来说却较少受到重视。他们各自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及可能存在的关联，还有待学界关注和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