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在延安发表，至今整整80年。值此重要历史节点，回顾既往，关注当代，展望未来，将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中国成功开创的自主发展道路，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的卓有成效的制度保障，以及使这一切得以实现的中华文化根基，更自觉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并坚持的道路、理论、制度的正确性，证明了作为这种道路、理论、制度选择的基础和前提的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中华文化本性的通变和包容，使我们能够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选择。已有的历史成就，给了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充分自信；未来的发展前景，将进一步增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两论”是哲学著作。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性著作，“两论”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内涵。其中最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是知行统一理论和对立统一法则。借助知行统一和对立统一的哲学智慧，我们更容易理解，百年来中国发展的历程，何以艰难曲折而又灿烂辉煌。

　　1.认识和实践：知行统一理论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社会性的存在，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认识，在认识引导下从事社会实践。认识可以解释世界，但这不是认识的最终目的。人认识世界，为的是改变世界。而要改变世界，首先就要改变自己，通过自我改变来改变环境。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自我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变，不是重复、延续已有的状态，如果导致新的更好的状态，就具有创造性。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创造性，使人类社会发展突飞猛进。

　　正是自觉的认识和实践，把人与狭义的动物区别开来。如恩格斯所言：“动物的正常生存条件，是在它们当时所生活和所适应的环境中形成具有的；而人一旦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其正常生存条件却从来不是现成具有的，这种条件只是由以后的历史发展造成的。人是唯一能够挣脱纯粹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一种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状态，是需要他自己来创造的状态。”认识的创造性与实践的创造性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人类越是远离纯粹动物状态，认识和实践的自觉性、能动性越高，作为主体自我的创造性就越强。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人的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即成为越来越具有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的发展过程。

　　认识对于实践的引导作用，是以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为前提的。在这里，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辩证法，是建立在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只是在逐步展开的理论叙述中，才可以相对区别地分开加以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实践的辩证思维方式。

　　认识总是有对有错的。一种认识是否正确，如何来判断？这就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与途径问题。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中，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把书本知识或外国模式当作普遍真理，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把个人经验或特定模式当作普遍真理，处理不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不懂得在实践中探索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盲目行动，屡屡失误，使革命遭受挫折甚至失败。